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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劳工学者的自述

时间:2015-09-24 15:44  来源:未知  阅读次数: 次 作者:王江松

——我是为何与怎样研究劳工运动的
《太平洋月刊》编辑部  2014.10

作者:劳动关系学院    王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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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7年之前,我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纯哲学领域,如存在论、价值论、认识论、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包括我自己还创立了一个悲剧哲学。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思想启蒙层面: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巨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一个大转型,需要有一次普遍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从1979年上大学以来,我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人道主义讨论、主体性讨论、文化讨论等历次思想文化界的讨论,整个思想经历了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到原典的马克思主义,再到超越和扬弃马克思主义这样几个阶段。年轻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还原,探寻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源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欧洲的人文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资源,特别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后来在《资本论》,在他成熟期的思想中,依然继承了很多欧洲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我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人道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作为苏联模式变种的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距离。当时,一些人还在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和教条化,而另一些人开始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为了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1988年,我用整整一年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
      1980年代,大家都想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改革的思想源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1980年代中期,国外大量的思潮就引进到中国,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最大、首当其冲应该是存在主义思想,而存在主义思想,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形态,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启蒙非常之大,因为首先把活生生的个人生存、个人价值提到一个哲学高度。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翻译到中国,当时是作为内部资料(仅供批判用),但后来我们看到了。
      由于研究存在主义,大家又把存在主义思想源头追溯到尼采,所以继存在主义热之后,又出现了尼采热。我受此影响,产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主体性研究停留在一般人性、人类主体性的层面是不够的,应该深入到个体层面、个性层面,这才是更加深刻的人道主义。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的人类主体性上,固然对于批判和否定文革那种戕害人性、不讲人道主义是一种否定,但不能够解决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如何社会转型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否定文革所能做到的,而应该否定产生文革的整个制度环境,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建构,这个建构的核心应该就是建立以个体为本位、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历史哲学。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的硕士论文就是这么做的。不出所料,我的论文在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答辩后被否决了。虽然给了我再次答辩的机会,我也重新写了一篇论文,但在第二年,由于投身于那场疾风暴雨的民主运动,我放弃了这个获得硕士学位的机会。
      我这个时候的思想观念处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而在情感上处于精英意识与平民情结的剧烈纠葛之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考上大学,后来参加工作,社会地位上升了,自然崇尚个人奋斗,但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平民情结,对劳苦大众的生存状况有一种痛切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从小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知道农民的苦难,而在此时此刻,我的父老乡亲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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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两个东西是有矛盾的:存在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初是精英的东西,一般来讲,它们是社会中上层的一种价值理念,普通的老百姓跟它们隔得比较远。我在1980年代就处在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精英意识与平民情结之间游移不定,努力建立自己的一个哲学体系。1990年春夏之交,在我被清查期间,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名叫《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在各大出版社辗转四年之后,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1989年以后,我被迫离开了教学岗位和科研岗位,开始反思学生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说失败就失败了,心里非常痛苦,想进一步通过对**事件的反思寻找中国的转型之路。**以后我有3个预则,这3个预测部分兑现了,部分没有兑现。
       第一个预测是**之后,某人将要当替罪羊,邓小平为了给共产党挽回名声和影响,会把某人当牺牲品;第二个预测是中共可能在政治上收紧,经济上会进一步开放,这个后来被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证实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很清楚,为了挽回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地位,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与毛平起平坐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一个过渡人物,一定要在改革开放上做文章,邓小平在推休后几次与江泽民等人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十三大方针、路线不能变,不能因为接班人选错了,就否定十三大本身的路线,所以要继续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南方谈话对推动中国转型有重大作用,不允许搞政治改革固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首先搞了经济技术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个不能从短期内评估,而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市场路子一旦走开、迈开以后,再收回去就很难,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不可逆转。第三个预测,我当时觉得下一次的民主运动不在北京而是在外地,不是在知识界而是在工人农民界。这是我的3个预测。
      其中,第一个预测是错的,没有兑现,后两个预测差不多兑现了。这时候我没有正经工作,只有100多块钱的基本生活费,而我又成家了,这种情况下我深深感到了知识分子苍白无力的软弱性以及和底层民众的脱节,我觉得知识分子没有力量,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一直是一个依附的阶层,要么依附于有钱的阶级,要么依附于有权的阶级,自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既然市场经济来了,知识分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实现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呢?我觉得知识分子先要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使自己变成拥有自己经济基础的,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阶层,这样再进入政治时就不一样。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参加**时,真的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认为民众是天然正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为民众说话的,应该冲在前面的,为此不惜牺牲自己。这在初级的民主运动中,在转型过程的第一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启蒙者,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带动政治变革,被一种道义感和豪情所推动,走上争取民主的第一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当时整个体制没有市场化,大家都在计划体制内,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体制,那他们怎么可能割断与体制的关系而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呢?很多人指责现在的大学生没有理想和抱负,就没有想到1980年代的学生包分配,哪怕是1989年受处分后还给你分配工作,还有铁饭碗,现在的大学生哪有铁饭碗?没有。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讲,生存是第一位的问题,要自己找工作,实现经济上自立,他们当然不可能为了一个超越自身功利的目标而投身民主运动,除非被逼上了绝路,或者是在经济利益得到较好满足后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我们当时那种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是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的,但同时也是没有独立经济基础并且难以持久的。这样的情况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可理解,但如果把中国整个民主化进程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是不可以的,因为**已经证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的抗争和追求是坚持不了多久的。现在既然市场经济来了,干嘛还要在体制内靠死工资生活,为什么不在市场中荡涤传统知识分子清高的心态、“君子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传统儒家思想,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呢?其实那时候我们知识分子都看不起商人。受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双重影响,我们认为商人唯利是图,而我们才是担当大任的社会良知。这样的思想,只有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才能得到改造,因为市场经济把功利和道义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看作是正当合理的,包括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源动力。这是对传统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颠覆,比如说,过去讲自私自利是坏的东西,后来想自私自利到底有什么不好?只要不害别人,自私一点、自利一点就是对自己负责任,所以追求个人利益不仅是个人权利,深层意义上讲也是个人的义务。不要老靠父母、长辈、组织、国家,而是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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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以后我开始兼课、打零工挣钱,因为实在太穷了,刚好自己又成家了,老家的父母也需要我赡养。但对于是否下海一直在犹豫,因为我太留恋我的书斋生活了,一天不读书,就丧魂失魄,惶惶不可终日。到1994年终于下定决心下海了。当然我下海,单位的职务还保留,当时不让我上课,只需要每周开一次会就好了。所以我到海淀图书城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书店,一个学术书店,居然做火了,因为那是一个大学区,很多人喜欢买学术书。干了一年多以后,就跟我的合伙人商量:你们给我单立一个帐号,我交管理费,于是独立出去做图书的出版和发行。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做了7年书商,其间三起三落,最后一次挣了一些钱后就坚决洗手不干了,那一年我已经38岁了,一则我不想当也当不了企业家和亿万富翁,二则我再不重新做学问,这一辈子就算打发了。说句实在话,我经商还是不行的,为何?第一,白道、黑道都得有人护着你,而我白道黑道都不沾;第二,短平快和歪门邪道的事情要干才能发得快,一步一个脚印非常慢。到了2001年,我就退出商界,把那个班子解散了。
     不过这段经商生涯对我学术的发展非常有意义,表面上是离开书斋了,但在底层摸爬滚打,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对社会的了解比学院派知识分子多得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后,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看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具有某种优越性,所以在学术上补课时能够事半功倍,很快就把这七、八年在时间上的损失追回来了。沿着80年代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开拓的思想路径,我把90年代中期浮现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我的思想体系中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在我的思想中,既有自由主义的一面也有新左派的一面。还在1999年和2000年,我就边做生意边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下了《中国的出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两本书。这两本书在国内长期无法出版,最后在做了很大的删改甚至改了书名后,才于2011、2012年分别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和线装书局出版,一本叫做《西方社会结构的历史走向》,一本叫做《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这两本书表达了我基本的社会哲学理念。
      我的思想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者张力范围内往前推进,一步一步深入。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我是接受的,包括人权、自由、平等以及民主、宪政等是接受的。但我认为把自由主义直接搬到中国来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跟自由主义不同的另外一种力量的制衡,如果纯粹是自由主义的药方,包括张五常开的那些药方,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演变为自己的反面,如铅笔社那些东西,不知不觉掉到权力的陷阱里,因为你不讲社会公正、平等而只讲效率、自由,强者就捷足先登,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捷足先登了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和思想力量的制约,两极分化问题谁来解决?这是我后来进入劳工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到2002年,也就是恢复教学的第二年,我参加了一次全国工会学的年会,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劳动关系的研究、工会学的研究,应该引入哲学。中国劳资关系怎么走、中国工会怎么走,应该有一个哲学思考。当时在理论上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但具体切入点在哪里并不知道,哲学的东西究竟怎么切入到劳动关系研究和工会研究,我也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如此,我那篇文章还是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我从哲学角度尖锐指出,之所以工会系统几十年来没有独立的学问,不成体系,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在学理上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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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我以41岁大龄考上社科院博士生,师从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汝信先生,重点研究尼采的的悲剧哲学。2007年5月我去哲学所做博士论文答辩时,随意翻看2006年的哲学年鉴,忽然看到一个消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我想:资本都有哲学了,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对应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有劳动哲学这个东西?我马上意识到2002年想把哲学与劳动关系学、工会学打通的路径原来在这儿。因为你缺少劳动哲学的中间环节,所以哲学不能进入到劳动科学,而劳动科学不能上升到哲学。如果我这个劳动哲学体系建立起来就把两者打通了,一方面哲学可以下沉到劳动科学,真正进入到劳动科学;另一方面包括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关系学、劳动法学等具体的劳动科学,就可以突破瓶颈的制约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同时可以获得哲学理论的支持。这能够解释为什么过去搞了几十年,劳动关系学不成为其学、工会学不成为其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它们打通,而劳动哲学可以打通。然后在2007年申报课题,连续申报几年,2009年终于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到2010年很快写出了60万字的《劳动哲学》。
当我的课题申请结项时,有一个专家给我拍了4块大砖:
     1)、该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作为西方劳动哲学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合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2)、该成果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思想是“坚持极端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和极端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提出这一观点,根本是不懂得马克思理论的实质。
      3)、该成果作者在对各派劳动哲学思想进行评析之后提出:“希望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互助合作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结论无疑是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
     4)、该成果以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互补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生共死”。该成果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伴生物和解毒剂,既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同生共死。”这不只是一个不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六个为什么”和“划清四个界限”。
      拍完这四块大砖之后,该专家傲慢而洋洋得意地说:“鉴于该成果存在着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因而对该成果存在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予以评价并作出鉴定。”
      针对这位砖家的政治构陷,我冒着最后通不过评审的风险,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指出此人就是一个文革余孽,很可能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因此强烈要求在第二轮评审时此人回避。熟料洪洞县中也有好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成果办在为此书做第二轮评审时没有再请此人参加,历经两年的漫长评审得以涉险通过。该成果于2013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两个隐含的基本前提是:(1)当今中国社会有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官民矛盾,二是劳资矛盾;(2)在可见的将来,与追求宪政民主的公民权利运动相伴随的,是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这两个运动必定会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劳工运动的规律和走向,并试图提出劳工运动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
     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在进一步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关系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关系,劳资矛盾和冲突肯定会越来越激化。我们既不能像当年的马克思那样提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是彻底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这个方案被证明是不行的,但又不能像自由主义一样放任市场力量的自发趋势,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种社会力量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制约,这种社会力量应该首先从工业经济领域发育,也就是说首先要让工人能够团结和组织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这正好是欧洲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劳工运动的主流。欧洲劳工运动的主流是落实工人的团结和组织权,以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来建立劳资之间的一种平衡,建立一个劳资的集体谈判制度,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建立了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当然还有问题,但现在找不出比它更好的东西。如果说一定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让一个特别完美、特别理想的制度在当今马上得到实现,那就会像当年哈耶克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好像是要带领人们进入天堂,结果人们进去以后发现已经来到了地狱。所以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理念应该是引进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又有很多可以对接的地方,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在中国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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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哲学》这本书包括一个导论和上下两篇。导论:劳动哲学的学科价值、学科性质、学科位置和学科体系;上编:劳动哲学的思想资源,包括西方劳动哲学的古近代资源和现代谱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哲学、工联主义劳动哲学、互助合作主义劳动哲学、资本主义劳动哲学、中国历史上的劳动哲学思想资源、对各派劳动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综合扬弃9章;下编:劳动哲学的体系构架,包括劳动一般、劳动者、劳动与价值、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异化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工会运动的劳动哲学透视、从劳动哲学视角看中国工会的改革和建设9章。
      这个理论体系虽然吸取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但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想逻辑地建构起来的。这个东西具有经验效力吗?劳工阶级本身会认同它吗?对此我的确没有什么把握。因此应当拿它去接受实践的检验。
     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引发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我由于身在北京,很难直接观察到南方劳工运动,因此我从2011年6月开始上了微博,从这里搜集各地劳工事件,建立与各地劳工机构和劳工人物的联系,同时把劳工运动的情况向社会,尤其是向知识界推介,反复阐明劳工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劳工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得到了一些微博大V和著名公知的认同。经过艰苦的积累,我的微博逐渐成为劳工领域有代表性的发声平台。        2012年7月,针对深圳某些政府部门打压劳工NGO的行为,我联名19位在各个学科和领域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发出《关于培育发展劳工NGO致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对于缓和广东地区劳工NGO的生存环境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一年,我与笑蜀、刘建锋两位著名的媒体人到广东作了一次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劳工机构和工人进行了访谈,获得了数十万字的一手资料。2013年10月,我接触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买断职工的上访维权事件,深入久敬庄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下了《关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买断工龄职工上访事件的调查研究报告》,对国企改制的公正合理性(合法性)与转型正义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该文在网上流传甚广。同年11月,我又来到广东做了一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近距离观察了东莞诺基亚罢工事件,我的实时报道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而我所写的《东莞诺基亚罢工事件与企业并购中的劳工问题》,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重视,全总常务副主席陈豪作了批示,启动了一个调查小组,准备起草和发布一个关于各级工会在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指导性文件。

 

6
     2014年年初,劳工大律师、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段毅在微博上率先提出“劳工界”的概念,认为它包括劳工、劳工NGO、劳工学者、劳工律师四方面的成员。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一个足以与政界、学界、商界(企业界)相提并论的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一些拓展:(1)劳工本体;(2)劳工NGO;(3)少量维护劳工权益的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4)劳工学者;(5)劳工律师;(6)劳工媒体人;(7)部分认同和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8)少量为劳工发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个概念逐渐为更多人接受,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这几部分分散的力量整合成为完整的劳工界?
       我们发现,正在蓬勃兴起的微信或许可以促成这样一种整合。正如微博部分实现了言论自由,微信有可能部分地实现结社自由。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初步通过微信联系起来了。这样一种初级的联合很快就发挥了一定的效能,对一些重大的劳工事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入,举起要者如下:
    1)在常德沃尔玛维权员工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难以为继时,劳工界提供了宣传、舆论、声援、谈判技术、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在河南登封召开了常德沃尔玛工会维权事件研讨会,发布了简短的嵩山宣言:
    “常德沃尔玛工会组织化抗争事件研讨会暨集体谈判论坛(2014)”于4月3-4日在河南登封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劳工NGO、劳工学者、劳工律师等劳工界人士和媒体记者30余人,一起就常德沃尔玛劳资争议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我们认为,劳资平等谈判、政府居中调解是基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劳资冲突处理和劳资关系运行的基本机制。《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需经职代会讨论、劳资协商确定的基本原则,即确立了涉及职工利益重大事项中的职工知情权以及工会的谈判权。我们强烈谴责单方决定、不尊重劳方谈判权的企业行为,以及偏袒企业、随意动用警力并抓捕工人的政府行为。我们强烈建议:企业在做出影响职工重大利益的决定前,要诚意和劳方谈判;政府应在劳工事件中居中调解,慎用警力。众所周知,欧美先发国家的工人,经过无数次的抗争,争取到了集体谈判权,并已被国际劳工组织确认为神圣的劳工三权之一,这一权利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工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工人也可以经过顽强的努力,争取到同样的权利。
     应该说,劳工界的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自告奋勇担任劳方法律顾问、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一方面鼓舞了维权员工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也给常德市地方政府施加了一定压力,使劳方得以与资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抗争,虽然劳动仲裁结果很不利于工人,但后来证明这个仲裁是无效的,因为在仲裁前常德沃尔玛分店已经注销了,现在劳方正在申请新的仲裁,直接与湖南沃尔玛公司对薄公堂。
     2)4月中旬,东莞裕元鞋厂5万工人为追讨社保权利而爆发大罢工,劳工界迅速介入,帮助员工选举工人谈判代表,梳理诉求,撰写集体谈判邀约,发表要求广东省总工会履行职责的呼吁书,虽然因为警方介入强行工人复工而导致罢工失败,但工人的诉求也得到了部分满足。鉴于东莞警方以莫须有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刑拘帮助裕元工人合法维权的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工作人员林东,劳工界发起签名声援,并组织律师团营救,终于迫使东莞警方以“证据不足”释放了林东。
     3)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等劳工机构始终在帮助深圳哥士比工人罢工抗争。7月17日,因参加罢工而被公司开除的哥士比女工周建容跳楼身亡,劳工界迅速发起哀悼、声讨和呼吁活动,征得工人和社会各界1708人签名,倡议7.17为“中国劳工受难日”,并将立法建议呈送广东省立法机构,推动正在审议中的广东省集体协商条例尽快通过,从法律上保护工人罢工权,尤其是因参与罢工不受企业惩罚和打击报复的权利。
     4)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等劳工机构自始至终帮助深圳高尔夫奇力田工人依法有序维权,通过网络选举产生了工人委员会,梳理工人诉求,向资方送达集体谈判邀约,并于7月21日深入罢工现场进行指导。经过两天的罢工抗争,资方在受到各方面压力的情况下,与工人委员会举行谈判,满足了劳方的基本诉求,并建立了工人代表与工会的合议机制与劳方和资方的集体协商机制。这是一起劳工界合力与资方博弈并取得成功的案例。
     5)8月2日,江苏省昆山市中荣公司发生特大粉尘爆炸,75人丧生185人重伤。劳工界迅速发出《反思昆山粉尘爆炸惨案,全面提升劳工权益——劳工界就昆山爆炸事故的呼吁信》,分析了导致此类惨案的原因,提出了把职业安全卫生的审查权、安全生产的监督权还给工人的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该呼吁信最终获得劳工界和社会各界1975人签名支持。
    6)在劳工界的大力声援下,因参与罢工而被刑拘和起诉的深圳迪威信工人代表吴贵军最终免于起诉,而另一位被判刑9个月的广医工人首席代表孟晗出狱时受到劳工界英雄般的迎接。目前这两位工人领袖都已进入劳工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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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劳工运动向何处去?这是摆在中国劳工界、企业界、知识界、政界和其他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如果整个国家导向、GDP至上、高利润低人权、强资本弱劳工的中国模式(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保持不变,如果政府继续以暴力维稳思路对劳工集体维权抗争采取强硬打击政策,必然的结果就是贫富继续两极分化并达到没有人再能够忍受的程度,就是底层民众的愤怒、仇恨和绝望不可逆转地走向爆发,就是整个社会的崩溃和动荡,到时候,上层的毛左和极左势力就会与底层的激进革命要求汇合在一起,一场毛泽东式的工农暴力革命就会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最终结果是重建一个以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党国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新的极权主义社会。中国又将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之中。
     另一种可能并且应该尽最大努力争取的前景是:一方面,执政当局放开或者容忍一定的社会自组织空间;另一方面,劳工运动则沿着比较温和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与政府和资方进行和平、有序、反复、可持续的博弈,一步一步地改变强政府弱社会、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逐步缩短贫富两极分化,避免剧烈的阶级斗争,最终建立一个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结构和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结构。
     这需要劳资政三方以及全社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共识:我们要避免第一种可怕的前景。有了这种共识,各方才可能做出妥协和让步。
     就政府而言:(1)放开对劳工NGO的限制,通过立法规范其注册、工作范围、权利和责任;(2)立法保护工人的团结组织权,落实工会直选,允许工人对现存工会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造;(3)立法保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使劳资博弈一进入一个制度化、法治化的通道。
     就企业而言:(1)提升财富观和利润观,由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转变为对长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2)由对弱势劳工的剥削和压迫的血汗工厂制度改变为追求劳资双赢的现代企业制度,容忍乃至欢迎劳工组织起来与自己进行和平理性的正和博弈,而不是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零和博弈;(3)资方也要组织起来,一方面与劳方进行有组织的博弈,另一方面由对专制权力的消极忍让和苟且勾兑,转变为勇敢争取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成,最终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目标。
     就劳工而言:(1)劳工阶级认同自由、平等、公正的普世价值,认同公平竞争、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制度,认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不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政治目标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激进经济目标;(2)通过自下而上地改造现存工会为独立自治的工会来实现工人的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3)不到万不得已,尽量把罢工等集体行动保持在厂区范围内,通过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解决劳资冲突,实现劳方利益诉求。
     就社会尤其是其中的知识界和舆论界而言:(1)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弱势劳工维护和争取合法、合理权益的集体行动,推动劳工三权的立法和真正实施;(2)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劳工学者、劳工律师、劳工媒体人,要加入或创办更多的劳工NGO,深入劳工群体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工人的自组织、集体谈判和罢工提供直接的知识、技术和法律服务;(3)在发生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劳资冲突的时候,要在劳资双方之间做最大努力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妥协并达成集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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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简单谈一谈劳工运动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劳工运动是中国社会运动和宪政民主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的环节,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阿基米德杠杆的作用。这是由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知识阶层,在经济政治上对权贵资产阶级有深刻的依赖关系,即使他们很愿意,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撬动整个体制的转型。与此不同,劳工阶级在这个体制下纯粹是被侮辱被损害的阶级,他们要求变革的动力是最强烈的,另一方面,又由于大工业已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了,一当他们形成团结和组织起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意识,他们就能发起有力的、足以动摇体制的集体行动。由劳工阶级撬动、由社会各追求宪政民主的力量跟进,才可能形成摧毁现存体制的合力。
    2)劳工作为公民本身应享有一般的公民权利,劳工作为劳动者应享受的一束劳动权利(包括程序和手段方面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与实体和目的方面的收入权、休息休假权、职业安全卫生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本身就是具体的公民权利,因此,在工业领域和企业范围实现劳动权利也就是实现了劳工的一部分公民权利,在工业领域和企业范围实现了劳资集体谈判,也就是部分实现了宪政民主,并且对整个社会转型具有示范意义:整个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宪政民主无非是一种放大了的劳资集体谈判,是全社会各阶级各政党之间达成的集体合同(协议),我们称之为宪法或社会契约。这是公民权利运动、宪政民主运动与劳工运动之间的一般关系。
    3)宪政民主运动与劳工运动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任务,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前者是全社会范围的、直指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变革的,后者的直接目标则是落实劳动领域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尤其在最初阶段,并不直接针对政权,它只能在基础领域撬动整个体制,而不直接导致整个体制的变革。如果把政治目标直接施加在劳工运动头上,要求劳工在自我组织、罢工、集体谈判过程中提出更高一级的、超出劳工基本权益的诉求,劳工本身是难以接受的。
    4)进一步说,劳工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是隐微的和溢出的。之所以说是隐微的,一则因为劳工组织的发育本身是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工运动本身实现了工业领域的公民权利,为宪政民主奠定了一部分社会基础;二则因为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可以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微型模板或雏形。之所以说是溢出的,是因为虽然劳工运动本身并不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却可以产生强烈的辐射和社会影响,带动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追求自身的权利,形成整个社会运动的化学反应。如何实现宪政民主运动与劳工运动的对接,这是一个知识性、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课题,值得有识之士付出艰苦的努力,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和速度。


附    微信散论:
      ——劳工运动与宪政民主运动的关系是个重大而关键的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无法转型。劳工运动当然应置于宪政民主运动之中,成为宪政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坚持宪政民主的取向,避免民粹主义化和共产主义化,另一方面,宪政民主运动若脱离劳工运动,若不紧紧地依靠劳工运动的杠杆作用,想要实现社会转型,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双方在观念上并没有达到基本共识。当然,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有效地结合,这方面的课题极为丰富,需要不嫌其多的有心人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开拓。
     ——劳工权利可能是率先取得的公民权利,这与西方顺序似乎相反。劳工运动必定推动宪政民主运动,比如,在有些地方,罢工工人冲出了厂区,实际上实现了请愿示威游行的自由,而这是其他维权群体较难做到的。
     ——鉴于劳工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具有首创性、杠杆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未来宪政民主社会理应享受较高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而不需亦步亦趋地重复发达国家的道路。这里面有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有一点很明确,绝不能把最高层面的政治反对诉求强加于劳工运动。当前而言,通过团结、集体谈判和罢工改善和提高工人的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卫生和社会保障,就是现阶段的劳工政治。
    ——民运人士放下身段,深入工人社区,做艰苦细致的维权服务和工会选举等工作,是两者结合的可行途经。民运人士应该去注册和发展更多的劳工NGO,这方面还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2亿7千万新工人阶级,只有区区数十家劳工NGO!应该有成千上万家才对。很多民运人士个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有一定的资金来源,但是他们成天泡在网络上放大炮,而不愿去做踏踏实实的社区教育和组织工作。

责任编辑:小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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