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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学者】潘毅:我无法站在高处看别人痛苦

时间:2015-10-12 15:53  来源:未知  阅读次数: 次 作者:甄静慧

 

   眼前这个女人瘦瘦小小,穿着宽大的亚麻衣服,挎个麻布包包,走路时阔袍大袖扬起来,似乎大风一刮就会飘走。她一开口说话就眯着眼睛笑,就像我们已经很熟了,怎么都无所谓。

     似乎不易理解,这个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学者,却对社会主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并批评“没有经济民主作为基础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不彻底的民主”。一般学者调研,目的是做出学术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刚刚开始。较为完整地观察她,会发现一条“调研——通过媒体施压-社会行动/成立NGO-再调研-再施压”的脉络。

她是潘毅,一个接地气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

 

另类学者潘毅
采写 | 甄静慧
 

 

不走寻常路

    你要是问潘毅,“在香港学术界,你可算一朵奇葩?”她会兴高采烈答,“是是是。”仿佛那是一种荣耀。

    她当然有在学术主流中扬名立万的资本。在极其崇尚精英主义的香港,她的学术道路顺遂得连自己都感叹:1998年于伦敦大学完成人类学博士学位即进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5年因《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下称《中国女工》)一书获得被誉为“社会学界奥斯卡奖”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刚刚40岁出头便升任香港理工大学正教授,在香港高校中算得上是年轻有为。

     然而,早在多年前于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就隐约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不会走一条主流的学术道路。

    与那些安安稳稳呆在学术殿堂里的学者不一样,潘毅个子虽小,却特能折腾。你要是突然给她打个电话,她多半不在香港,要么在工地听故事,要么在尘肺村睡地板,要么正在大东北煤矿把自己闹得灰头土脸。“我相信‘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大于理论’,理论是由复杂的社会现实抽象出来的。所以我的根基是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她反对很多学者“理论先行,然后套入现实社会”的方式。

     《中国女工》是她因关注中国工人问题崭露头角的“第一炮”。2007年,她又盯上了内地建筑行业,召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在建筑工地调研,在媒体撰文、发布大量调研报告,质疑大行其道的“建筑包工制”。

     一般学者调研,目的是做出学术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刚刚开始。她的调研报告均成系列:新鲜出炉,先到处联络媒体和网络,向公众发布;然后她会关注问题有没有改善,于是再去调研、发布报告。甚至同时发起社会行动、成立NGO,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

     较为完整地观察她,会发现一条“调研-通过媒体施压-社会行动/成立NGO-再调研-再施压”的脉络。她非常喜欢媒体,喜欢到一个记者跟她说话时完全嗅不到学者式的矜持。听到特别有价值的问题时,她还会兴奋地拍桌子,笑得牙齿露出来,眼睛看不见了,说,“对对对,这个你写,这个你写。”

     她有一股韧劲,一旦盯上了某个认为不对劲的问题,就死咬不放。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她与内地、台湾学者联合,成立两岸三地学者调研团队,做出一份超过7万字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六宗罪”:滥用学生工、生产体制充满规训与惩罚、工人生活空间被多重挤压、缺乏劳动保护且瞒报工伤、陌生冰冷的朋辈关系、工会形同虚设。

     半年后的2011年3月,他们又针对“富士康是否在内迁厂区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条件”进行第二次调研,这次潘毅要求部分学生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亲身体验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两个月后,第二份调研报告出炉。

     转眼间三四年过去,社会关于富士康的讨论虽然尚未停止,但各方关注无疑已经渐渐冷淡下来。唯在潘毅这里并非如此,她和学生们仍默默地活跃在富士康周围:调查、监督,为工人提供服务、培训。还有一些零散的调研结果出来,以致有媒体编辑说,“现在最怕听潘老师提富士康”—新闻热度确实过去了,但又知她的满腔义愤,不忍泼她冷水。

      从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矿工人,潘毅的关注点始终着眼在中国内地工人问题上,这样的课题不要说在香港学术界根本没人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中国内地也少人问津。作为一个民间学者,她的犬齿不算太锋利,被她咬一口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只要问题一天不解决,她会10年如一日地一直咬,令企业和政府部门如芒在背,不得安宁。这种主动与媒体交好和“死缠烂打”的风格,也与香港学术界的精英主义格格不入。“她的行事风格更像NGO。”另一位媒体人说。

反精英

     在潘毅看来,她之所以变得“另类”,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我在内地出生,小学4年级才移民香港,把很多早期社会主义的记忆带到了香港。”

     因为新移民身份,她既看到香港繁荣的一面,也看到了社会的分化。

“在这里出身很重要,中产家庭的下一代会一直保持相应的生活水准,没钱的人则再过几代都不可能买到房子,有钱人和穷人生活的社区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

“香港也不是所谓福利的天堂。财富被垄断在少部分人手里。当一个公务员、一个大学老师,你可以过中产以上生活,买楼,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但普通人呢,没有失业金,没有养老金,最低工资也是近两年才出现的。”

    潘毅并不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她本是个不大不小的“既得利益者”:虽是新移民,家庭条件却相对富裕,自己又是被视为精英阶层的高校教授。但她厌恶从这样的社会分化中获益。

     “我是一个非常反精英的人。”她说,在香港和英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结果,内心非常失望,因此对曾经生活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想象。然而,当她真正踏足中国内地,袭来的是别样的感受。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大批港台企业将生产线往大陆转移,正在念大学的她跟着师兄师姐到珠三角早期工厂调研,发现“一件衣服在香港卖5000元,工人每月只有一两百元工资”;工人被要求住在工厂,窗户装上密密的铁栏,防止他们偷了东西往外扔;“工厂经常发生火灾,他们无法逃生,一次就烧死七八十人”。

     她震惊了,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为市场经济)付出这样的代价,这种付出是否必要?”后来,她撰写博士论文,自然而然选择了“中国女工”为课题,且在珠三角的工厂呆了七八个月,与“打工妹”们同吃同住,跟着她们探亲访友、回乡过年,同时,看着她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工伤、怀孕、堕胎、自杀……

 

      这次刻骨铭心的田野调查,奠定了她后来“剑走偏锋”的学术方向。

“我不能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允许自己的工人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周末,一间集体宿舍住着几十名工人,一把火就把他们烧死。”

     总是笑眯眯的她罕有地露出交织着悲伤和愤怒的表情。

“我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早看到工人所面临的处境,或者说阶级矛盾的问题。”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非关炫耀,有的怕是孤独与忧伤。

      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她一再找其他学者探讨,渐渐明白彼此分歧所在。

“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大学教授在这里享有地位和资源优势,大部分人都不会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有所质疑。内地学者则往往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如‘美国梦’怀有向往。他们认为,当时的种种问题只是‘阵痛’,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监管不力,如果继续开放市场,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并不是这样的。香港够成熟了吧?现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矛盾,就是当年香港的矛盾。”

“我无法站在高处看别人的痛苦”

     “怎么办?社会主义!”潘毅说。但她绝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左派人士寄希望于上层人士的改革”,她恰恰相反,对官僚架构和公知群体均不抱希望。

     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四五个版本的《中国女工》,书的原版是英文,2005年出版后被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中文出版发行。然而鲜少有人知道,这本书1997年就写完了,被她搁在一旁,一直到需要参评科大终身聘用制资格时,才不得已发表。

     原因是,她“不知道这本书写给谁看”。“写书的时候,用了在当时很前卫的后现代理论”,完稿,她即反思:这样的书,学术圈看了有用吗?女工们呢,根本看不懂。“成名作”的写作在她看来是极不成功的。

     酝酿这本书的1996年,潘毅和同学完成中国女工调研项目后,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务中心”,即现在“女工关怀”的前身,这是中国内地早期劳工NGO的雏形。此后,潘毅每做一个工人群体的调研,都会成立相关的NGO,为该群体服务、培训,力求提升其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等基本素质。而服务于这些NGO的,多为她的学生。

     “做完学术调研,我会感到很内疚,接受不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了别人的痛苦,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离开。”她也不允许自己的学生这样做,“我要求他们毕业后全部去基层工作,有这个共识,才来跟我。”

      博士生梁自存来自中国内地,原来在清华大学读硕士,随潘毅做过一些调研,就铁了心要跟她。我们见面的时候,摄影师正在替潘毅拍照,他“扑哧”一声笑,“还以为谁在拍婚纱照呢。”潘毅指着他嚷嚷:“这个学生很坏!”

     大男生眼里的潘毅亦师亦友,“她待人完全平等,生活中你不会把她看成老师”,但内心的尊重并不稍减分毫。潘毅跑过来反驳,“哪里平等,他经常欺负我。”我们赶她走,她又“蹬蹬蹬”跑开了。

     读研时,梁自存曾想到高校任教,现在完全改变了主意,打算毕业后回内地成立劳工NGO。这条路已有很多师兄师姐走过—近四五年,潘毅没有招过一个香港学生,追随她的都是来自中国内地,愿意在社会底层服务的青年。

     潘毅的写作风格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发生变化。“现在我的目标很清晰,所有书都是写给大众,写给工人群体看的,我希望扮演一个启蒙教育的角色,教育应该是为平民而做的。”

     她并非苦大仇深的那种人,却热衷于践行改造社会的理想。“我现在想回内地教书,再也不写那什么鬼的英文著作了。”最后她说。

本文原载《南风窗》2013年第17期

责任编辑:小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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