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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维权与工人斗争

时间:2016-05-13 21:21  来源:未知  阅读次数: 次 作者:王晓林

文章来源:工业区观察

 

编者按:这是一篇2011年发表的文章,谈到在遇到劳资纠纷时,工人利用法律维权的困境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尽管这已经是4、5年前的文章,但是现在的工人面临的困境依然没有改善,过去的问题仍然存在。重新刊登这篇旧文,一方面有助于当下的工人维权,一方面对现实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你有本事去告我!看谁拖得起!!”
“我宁愿拿五十万、一百万给律师,也不给你一分钱!!”
 “我找六个律师告倒你!”
 “我所里有人,不行搞死你”

 

老板们的这类雷人警句绝非简单的吓唬,工人因维权而被报复的事比比皆是。除了上述对个人的人身威胁之外,老板还有很多办法对付工人,例如制造工人维权“黑名单”。或许读者要说,这些都是极端情况,中国法制越来越完善,工人维权已经比许多年前要简单多了。君不见,08年颁布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作出了很多“有利”于工人维权的规定:仲裁不收费,仲裁时效由2个月延长到一年,仲裁时间由60日缩减为45日,等等。似乎这些规定大大方便了劳动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事实真是如此吗?这些法律是否真正起到了有效的改良作用,让工人在被挖掉肉之后,好歹拿回一点补在伤口上?   

 

据笔者跟工人接触的经验,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例如被管理无理谩骂),通常只是忍气吞声,或者无力地辩解几句。其次,如果涉及到自身利益(例如罚款、不给加班,调岗等),就会找老板或管理协商。如果涉及的利益较大,协商不成又无法忍气吞声的时候,才会选择走法律途径。也就是说,法律维权是被侵权的情况下,工人最无奈的一种选择。   

我国劳动争议的处理遵循“一调、一裁、两审”的原则,亦即老板跟工人发生矛盾时先调解,不行再仲裁,仲裁不行还可以到法院一审、二审。但具体到每一次劳动纠纷——以深圳为例——程序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之前曾听说深圳市劳动部门开会,宝安区某镇很自豪地声称该镇的劳动纠纷处理是最得力的,其标准,是劳动争议立案的数量最少。这是否意味着该镇就真的是劳资和谐呢?当然不是。据笔者的了解,该镇在处理劳动争议方面有以下特色:尽量让劳动争议消灭在调解阶段,从而减少立案数量。具体怎么做呢?虽然《仲裁法》规定如果当事人(员工或老板)不愿调解,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1],但该镇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完全拒绝工人在接受村级调解之前申请劳动仲裁。村级调解的妙用,一是增加劳动争议处理的时间,令许多工友“知难而退”。二是通过非正式的调解过程中,老板的谩骂、威胁,调解人员连哄带骗,迫使工友接受老板给出的较低条件,甚至放弃维权。这样一来,工人还没走到仲裁部门,就给吓跑了。当然这绝非该镇的特色,08年笔者在龙岗某工业区打工,跟厂方发生纠纷,他们的处理方法跟前述模范镇差不多。

法律维权的出路? 
 
 
 
 

法律维权的困难在于,并非只要知道法律规定和相关程序就万事大吉了。且不说走法律程序耗时耗财耗力,并且给工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事实上,在法律维权的过程中,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困难:你永远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每走完一步都让你感觉在历险,简直比玩“蹦极”还要挑战人的承受能力。下面以本人08年的一次维权经历为例谈谈。   

 

08年底,我与同厂8位对工厂不满的工友在劳动站的门口偶然相遇,相约一起前去投诉。直接立案仲裁自然是行不通的,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当我们到信访办投诉时,他们并不直接处理,而是让我们先去村委进行调解。我们坐车到村委后,村委亲亲热热给厂方打了个电话,让厂方派人过来。很快,厂方派了两位高管过来。他们直接把我们训了一通,大意是说我们不识大体,有问题应该先主动找厂方协商,不应该到处闹事,老板也不容易等。我们的要求都是立即离职、补发欠薪,这两位高管一口回绝,只让我们回去继续上班,然后自顾自走了。调解无效,我们再上劳动站,却因为我们对相关程序不熟,村委故意没给我们“调解意见书”,我们不得不多跑一趟。好不容易拿来了“调解意见书”,劳动站又用一句“你们先回去等消息”打发了我们。回去后,所有工人被厂方各个击破,有的被批准“辞快工”,扣掉一个月工资走了;有的继续上班;有的被老板威胁而自离了。只有我坚持依法维权,申请了仲裁。就这样,相关部门为厂方成功争取到了时间,减少了工厂的麻烦;而劳动部门也因此成功减少了8个仲裁案件,在当地劳资和谐的成绩单上又加了几分。后来劳动站自然没联系我们,估计厂方已经通知他们事情解决了。  

 

开庭过程,仲裁员多次要求我调解。我表示同意,但厂方必须按照法定最低标准支付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其实总共也才几百块钱,但厂方一口咬定标准过高,仲裁员就帮厂方讨价还价,想让我少算一点,我当然不同意。开完庭,仲裁员又多次打电话要求我调解,并声称可以“帮我”争取到多一些赔偿,这样就不用下裁决了。看来这个调解案件数可能是相关部门的重要考核标准。好不容易裁决书下来了,我多次打电话找厂方要钱(区区346元!),他们都不愿意给,还说在考虑是否上诉。没办法,我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向劳动站索取厂方的“送达证明”(只有对方收到裁决书,既不执行也不上诉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也受到百般刁难:本人好说歹说,他们却只知道忽悠,说什么档案员不在,无法复印。万般无奈之下,本人通过“耍无赖”(扬言要住在他们办公室)的方式,才拿到“送达证明”。就这样,扣除各种费用,到手的还有296元。这次纠纷,从08年12月中旬第一次投诉到09年4月中旬拿到钱,历时五个月之久。当然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毕竟懂一点劳动法律,毕竟脸皮够厚,毕竟还不是上有老、下有小,毕竟不是等着那二百多块钱开伙……   

 

通过上面的故事,相信读者大致能够想象,对于普通工人来讲,个体法律维权是多么的无奈而又希望渺茫的选择。大部分工人,要么及早放弃,要么在各种碰壁中心灰意冷,以致于影响工作、生活。09年笔者认识了一位工伤工友,他的经历更为悲惨。他受工伤后,厂方不承认劳动关系,一口咬定他不是该厂的工人。无奈之下,他从仲裁打到二审,以确认劳动关系,因为只有确认了劳动关系才能认定工伤。该工友利用仲裁裁决对劳动关系的认定,申请了工伤认定,老板又反过来向社保站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推翻工伤认定。老板设法“证明”该厂没有录用过该工友,而公司也没有开设过工友受伤的那个部门。其中有一份工友目击他在该厂工伤的证言证词,厂方的说辞是:“证人XXX的证言只是证明第三人受伤的经过,不能证明他与本公司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不存在,自然就不能做工伤认定,然后又经过一审、二审……以工人失败告终。这次失败对工人的打击非常大。首先,他受了工伤,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造成了残疾;其次,残疾后就没办法进待遇相对较好的大厂,只能到处打点零工,捡塑料瓶卖钱。他14岁的女儿因此辍学,又进不了工厂,在出租屋里呆了两年,我们见到她的时候,神情十分木讷。   

 

我也认识好些法律维权“成功”的工友(成功是指结果总算达到了法律最低标准),他们多半是社会经验十分丰富,善于在一次又一次的被骗中吸取教训。他们成功的“秘诀”,两个字足以概括:纠缠。例如很多工友在职能部门互相推诿、拖延时间的时候,抓住一个职员,一纠缠就是半天、一天,最后他们烦得不行了,才做一点事情。这对于很多老实、胆小、没有“混社会”经历的工友,是多大的挑战啊!

 
找律师如何?  
 
 
 
 

看到这里,可能读者又要发问了,工友自己打官司的确很麻烦,但也不是没办法解决的啊!找律师就可以了嘛!律师精通法律,熟悉程序,又擅长和各路人马打交道。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工友的案例。珠三角某机械厂女工李大姐因工伤赔偿、工资、加班费等问题与厂方发生纠纷。她因文化程度底,不识字,向劳动部门申请了一位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可是这位律师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材料准备、找相关部门,都是大姐自己在跑,律师就像个“遥控器”。如果说还有什么好处的话,用这位大姐的话说就是:“律师的长处是认字,可以帮我写材料和念材料,其它都是自己跑下来的。”这还算好的,毕竟法律援助律师不收费,就算不尽力办事,也就罢了。工友自己花钱请律师的情况,更为恶劣。   

 

许多律师的手法是:吹牛拉人,到手就宰。为了尽快拉到客户,律师通常会算出一个“天价”赔偿来,并且信誓旦旦说只要请他打官司,就一定可以拿到那么多钱。为什么要算出那么高的赔偿金额来呢?一方面,想说服工人请他办案;另一方面,律师通常拿提成,标的金额越高,自己拿的钱也越多。只要委托合同一签,他们就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烟消云散了。这个时候,工人如同砧板上的肉,就只有挨宰的份。很多律师办案不用心,什么事情都让工人自己跑,还不给工人解释相应的法律、程序;在开庭的时候,不顾工人的意见和感受,直接要求工人降低标准,以便更快地与厂方达成和解。更有甚者,勾结老板,两头通吃。   

 

几年前,岭南某厂职业病工人聘请“在网上名气很大”的A律师,为65名工人代理官司。虽然此人靠“农民工维权律师”的头衔一度大出风头,但也多次不顾体面,骂“狗日的农民工”不讲诚信。大律师标的金额一千多万,收律师费10万。钱收了后,这位名律师并没打算好好给工人打官司。他对涉及较多专业知识的职业病了解并不多,并且从始到终,都没有认真听取工人对案情的意见。但是他很善于舆论造势,找来了各方媒体对此事进行报导,加之一审第一次开庭表现尚好,一开始就让工人们抱着胜券在握的希望。经媒体一报道,该律师又亮了一回相,免费给自己打了一回广告。往后的开庭,这位律师就耍起了大牌,都不亲自出面了,输了官司,却赢了律师费。这位大名人骂“狗日的农民工”不讲“诚信”的声音犹在耳畔,可是他的诚信去哪里了?或许道德只是用来约束无产的穷鬼们,到了名流那儿,就可以随意变通了。     

他的另一位同行,北京某高校教授,著名律师,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为二百多名受职业伤害的工人代理了官司,收取了二十四万的高额律师费用。这位律师办事不认真,脾气却很大,什么事情都让工人自己去做,工人向他咨询问题,他不仅不回答,还说工人笨。虽说收了巨额律师费,他还总说在“帮”工人。这位名流热爱高尔夫球,每次来岭南,都带着一大堆球具,毫不客气地让职业病工人帮他搬;另外,还要吃大餐、住大酒店。当然,这些都由受了职业伤害,困苦交加的工人来付费。  

 
法律维权与工人斗争
 
 
 

也许有的人要说:这不是法律的问题啊!中国的劳动法律比多数国家都“完善”,许多条文对工人也比较有利,问题在于某些部门的不作为而已。的确,看起来有利于工人的法律和政策,总是得不到实施。以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例,里面规定了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还有对于妇女、未成年工的保护,职业安全保障等,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工人看来,也只是一个传说。这是多年来,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国家也并不是只出台“好法律”、“好政策”。那些限制、剥夺劳动人民利益的法规政策,不仅执行得很好,而且总是被变本加厉地执行,从没听说过“行政不作为”。比如说,法律并未规定“罢工非法”,但罢工者总要被官商威胁为“犯法”,或以破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整肃。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们惯于唠叨“法制不完善”、某些部门“不作为”,这无非是在掩人耳目罢了。

 

因此,有必要认清一点:国家出台各种法律(包括“好法律”),强调“依法维权”,并不是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给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设置种种限制。 

  

法律是有产阶级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国家机器来保障它。该规则规定了工人应享有的“权利”(例如迁徙自由、最低工资、强制社保),目的在于保证向市场经济提供充足合格的劳力。但法定最低标准只保证基本生存;想养家糊口、稍微改善生活,唯有拿高强度的持续工作换取加班费。所以完善法律,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有利于老板阶级可持续剥削。理论上讲,老板不遵守这个规则,工人是有“权利”去追索自己的利益的。但在工运水平低下、工人的觉悟和斗争性尚低的情况下,“游戏”的输赢,个别或部份工人能够争取到多少局部利益,要看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定。   

 

日常维权中,工人怎么办?如果不可避免需要用法律来维权,首先,要尽量掌握法定的工人权利(例如最低工资标准、休息日双倍加班费、辞职和经济补偿金,相关法律程序),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在面对老板的蛮横嘴脸和公务员的连哄带吓时,更有底气。其次,决不可死抠法律字眼,自缚手脚。有心的工友应多观察相关人员(律师、职能部门职员、老板等)的表现,及早打破“劳资平等”、“人民政府为人民”、“纳税人的权利”等幻想。要在不给抓住“违法”把柄的前提下,多多总结维权“土办法”,帮助自己和其他工人采用时间短、见效快的办法维护自身利益。总之,法律维权绝不应取代集体斗争,成为改善阶级生存的首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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