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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打工历程一一(广东十年)

时间:2016-09-24 20:56  来源:小小鱼  阅读次数: 次 作者:黄才根

1996年春节刚过,我就和长兄一同到厦门找过工作,在鹰潭买的火车票,无座的,如不容易挤进了绿皮火车,在两节车厢的衔接处靠着厕所的位置站了十五六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厦门,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才亲身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春运。厦门那段时间正值台湾海峡军事学习,西海岸的厦门风声并不太平,大街上整天都有警车不停的呼啸而过,各个路口都有巡逻队把守着,对来往的外来打工者查验暂住证,他们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扣下推进停在路边的箱式铁皮车里,等到关满一车人或下班时间到了后才拉到当地派出所专门关押的地方要求被关者一个个打电话给在厦门的亲人或朋友拿钱来赎人,每个人三百元。在厦门的每天晚上,治安队每天都对我们居住的房屋检查暂住证,在厦门的那十多天里,我只能住在大哥租住的阁楼里,还好有大哥的朋友照着,因为他就在辖区的治安队当治安员,所以每次查到我们住的房子时就下楼去了。
 
遍地都是工厂的厦门的湖里区,要想找到一份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每次提心吊胆的冒着被治安队抓走的风险出来找工作,但无论走到那个企业的大门口,都会看到几个人在向保安室内的保安询问要不要人招不招工?好不容易看到一两家企业门口帖着招工广告,还是只招十八到二十五岁的未婚女工,而且还需具备身份证、初中或以上学历证、暂住证、未婚证、外出人员就业证、健康证等缺一不可。
 
在厦门已近月余,看着从家里带来的一千块钱渐渐的所剩无几,在厦门找到一份工作也已无望,于是告别大哥孤身一人买好火车票乘车回到老家,结束了我第一次外出求职的历程。
 
随着浩浩荡荡的南下打工潮,村里的年青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在百无聊赖的村里实在是闷得慌,于是在1996年夏秋之交的8月,身揣200元便和同村小伙伴辉哥同往东莞樟木头找工作,因为阿辉的二哥已在那里工作好几年了,每年春节回乡总是衣裳光鲜的,总有说不完的新鲜事,煞是令人羡慕。
 
刚来樟木头时口袋里已是所剩无几了,为了尽早找到一份工作,白天在樟木头的各个工业区里穿梭,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寄居在阿辉的二哥租住房的六楼楼顶平台上。
 
半夜时份睡梦中,忽闻楼下狗叫不止,并不时暴出叫开门的吆喝声,原来是治安队的人挨家挨户查暂住证来了。这可不得了,眼看这群狗一层层查上来了,快要到楼顶了,看看旁边楼房的楼顶和这边也就差两米左右,马上将铺盖一卷塞到楼顶杂物堆下,纵身跃到对面的房顶,从而躲过此劫。
 
在旁边的这栋楼楼顶睡了一宿后,早晨醒来本想跳回去,但走到楼沿往下一看头就范晕,真怀疑自己昨晚是怎么飞过来了,要是白天就打死我也没胆量跳过来的。
 
经过连续几天在烈日下穿梭于各个工业区,来樟木头第四天的时候终于在石新工业区臭名昭著的樟木头收容中转站的边上一个工艺礼品厂看到了一个招男工的告示,上前打听得知不押身份证,只要五十押金而且还包吃住,(当时很多工厂要扣押身份证、交一百押金)。于是回去到阿辉二哥厂门口将他叫出来,隔着厂门向他借了100元。交了50元押金后又到门口的小店里买了凉席及水桶、饭碗和一些洗漱用品就身无分文了。
 
在这家树脂工艺品工厂,我的工作就是将刚成型的半成品的毛边用研磨枪修整。研磨车间里约有十来个人坐在用铁皮制成的抽风桶边作业,车间里整天都是灰蒙蒙的,工厂一周只发一个纱布口罩用来防尘,如果要多用就得自己去外面小店里买了。而这些口罩根本无法做到防尘的作用,但戴总比不戴好吧。我每天都是在晚上加完班后将口罩用水洗一洗放到工作台上第二天接着戴。
 
刚工作的第一天,就听到几个湖南的工友在嘀咕着,说已有三个月工资都没发了,老板最近一两个月也没有在厂里现过身,他们想走人另找工作,但个个都身无分文,又觉得这个厂里还有两三个月的工资未结丢了划不来。唉,管他呢,押金都已交了,即来之则安之,再说也没那去,但愿这个厂里能好起来吧。
 
小伙伴阿辉听到这种情况后下午就走了,他还有他二哥罩着,再在外面玩十天半月也没问题,我可不行。
 
厂里只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在个厂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只吃过两种菜,午餐是米饭和土豆,晚餐是米饭和冬瓜,每天重复别无二致。土豆、冬瓜里没有一点油水,更别说肉了。每餐过后桌子上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米饭,洗碗池边那个近一米高的绿皮桶也是堆不下而溢到满地都是米饭。
 
听着不时从收容中转站高墙里传出的哀嚎声,工友们也常扯着嗓门和高墙内的人对上几句话,吃着土豆加冬瓜的日子快一个月了,有一天车间里的人突然有好几位都没来上班,组长也没见了,大家觉得奇怪,于是走到厂里办公室去看,结果办公室里也空无一人。后来才知道这个该死的香港老板在惠州又开了一个厂,他将厂里的技术骨干和办公室人员都转到惠州去了,厂里的其他人也不管不顾了,更别说发工资的事,反正这个厂里的机器也是一堆废铁。
 
午饭时分,工业区管委会来了几个人到厂里看了下又走了,随后便是治安队的人来驻厂了,他们先将工厂车间大门上锁,厂大门由他们接管。食堂也停餐了,宿舍暂时还可以住。
 
还剩下五六十个工友面面相嚅无知所措。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宿舍里的人也一个个不见了,都投亲靠友去了。但还是剩下了包括我在内的三人总是无处可去,我们整天在各个工业区逛来逛去找工作,一边在路边捡些塑料瓶废纸皮废铁拿到回收店去卖,换到两三块钱买三毛钱一袋的方便面拿到无人住的桥洞下放到铁皮碗里煮着吃。
 
就这样过了大概十来天左右,有一天晚上回到这个该死的工厂门口时,却发现我们的行李都堆在厂门口的保安室门口,驻厂的那几个广东仔治安员看到我们回来了象疯狗一样的冲我们咆哮着让我们拿着行李走人,不许再在宿舍住了。
 
夜深人静了,三个无依无靠的青年男人提着行李在工业区的街头漫无目的的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白天煮面的桥洞下,铺开凉席倒头便睡,实在是太疲惫了,那管得着头上刺耳的汽车轰鸣声和蚊虫的叮咬。
 
一觉醒来已是烈日当空了,揉揉醒松的眼睛和被蚊虫叮咬得发麻的脸和双手,推醒身旁的两位兄弟,用山泉洗漱一下,将行李暂存草丛,继续着逛工业区捡破烂换泡面的日子。
 
在这个桥洞里已住了三四晚了,后来听其他住桥洞的人说现在桥洞里也不能住了,说昨天就有好几个在其他桥洞住的人被治安队的人抓走了,说这两天就轮到查我们住的官仓片区的桥洞了。
 
现在连桥洞都无法安身了,还能去那呢?大家看着山坡上的坟茔发呆,突然湖南衡阳的那位兄弟说话了,他说我们可以住到坟山上去,那里应该安全,他们不可能查暂住证查到坟山上去的。是个好主意,于是提上行李卷着铺盖爬上山坡。广东人真是有钱,连坟墓都是那样豪华,每个坟墓都是用混凝土砌就的小房子,上面还盖着琉璃瓦,屋里干净平整,睡三个人是绰绰有余的,而且里面还有苹果、饼干等不少贡(供)品。看着这些孝子贤孙们的心意不去消受实在是过意不去,大家嘻笑着对着“屋”里的坛坛罐罐(广东东莞一带流行二次葬俗,即土葬后等肉身腐烂后子孙再将尸骨装入罐中密封)鞠了一躬后便开始享用贡(供)品以打发辘辘饥肠。
 
第二天,我们逛到了樟木头白果洞工业区,看到一个制衣厂在招临时工,这个厂里是生产高档真皮衣服的,他们正有一批獭皮需要人工加工,就是用手工将獭皮上的粗毛拔掉只能留下绒毛。每拔一张皮一块钱,工资要到这批货做完后一次性结清。工厂免费提供吃住,但这批货不是很多,大概半月左右就能做完。于是我们就去面试而且还被录用了,大家都高兴得开玩笑说是昨晚那个躬鞠得好呢。
 
在这个厂里总算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吃上饱饭了,而且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偿到了肉味了。刚开始几天每天只能做好十来张吧,而且右手食指都脱了几层皮,皮脱了又长,渐渐的手不疼了,麻木的也没什么知觉了,每天的工作成绩也起来了,由刚开始几天的十来张且总是质量不合格到后来的一天三十多张也不觉得累了。
 
这批货一做就是一个多月,货做完了,厂里要求我们结了工资就必须得马上搬出厂去。结工资那天一下子口袋里多了一千多块钱,还了阿辉二哥的借款后,登上返乡的汽车,结束这此次樟木头的悲催旅程。
 
从东莞回到老家后,跟随二哥在邻县县城做了两年的小本生意,但最终因不懂经营和不适合经商的个性,以及不喜欢斤斤计较尔虞我诈的商场环境而歇业,还欠了朋友、亲戚一笔小债,最终于1999年国庆前夕再次前往广东东莞的樟木头打工求职。
 
樟木头的大街小巷还是那么的熟悉,与三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路还是那几条路,只不过工厂好像比三年前多了不少,来樟木头打工的人群好像比三年前也多了不少。随着工厂的增多,招工用工的也就多了,来这里打工的老乡也多起来了,我们村里就有包括堂兄骚佬和发小熊仔在内的近二十余人在樟木头的各个工业区工厂工作。
 
这次来樟木头便直接投奔堂兄骚佬处,骚佬在三年前一同来樟木头打工的小伙伴辉哥所在的那家位于石新工业区的手饰工艺品厂从事抛光工作,每月也有五六百的工资收入。小伙伴自进这个厂后已陆陆续续介绍了六七位老乡进厂工作。
 
本想让小伙伴介绍进这个首饰厂工作,但因这个厂已到业务淡季而无果,只得借住堂兄骚佬处自己到各个工业区去找工作了。
 
两天后再石新工业区的一个工艺礼品厂里找了一份打磨的工作,这是一家福建人开办的工厂,工厂大约一百人左右,我做的工作就是将刚修好边的树脂工艺品用砂纸沾水打磨光滑。
 
刚进厂应聘时守门的福建老头只看了一下身份证就让我到二楼的办公室里,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有一位时髦的文员小姐负责招工,文员小组机械般的介绍说厂里包吃住,工资计时每天都要上班,工资月结,每月三百,加班一块钱一小时。听她这般说后心里早已嘀咕了,一个月三百块钱还不够几天花呢。管他,即来之则安之,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吧。在那填了张表并交了五十元的押金后就算是他们厂里的员工了。
 
第二天一早便开始上岗工作了,打磨可是件苦差,双手整天都是泡在水里的,一天下来双手已是又痛又胀,三天下来双手没一块好皮了。而且在这里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真是受不了。
 
好在这里的工友都很容易相处,也许跟这是一家刚开才几天的新厂有关吧,其他的工友也只不过比我早来两三天而已吧。很快就在这个厂里建起了一定的威信,车间里的工人大多都喜欢围着我转,总是号召车间里的工人晚上到了九点就下班走人,搞得老板家人和车间里的管理层个个视我为眼中钉。
 
在这里虽然辛苦,但身边围着一群青年人却也快乐着。春节很快就到了,工厂里没有几个工人返回老家去过春节,可能是大家来这个厂工作才领到过两个月的工资口袋羞涩没脸回去的缘故吧。三天的春节假后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转眼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工厂的订单也渐渐少了,我们晚上加班的日子也少了,2001年4月的一天晚上,晚饭后邀上工友红毛阿广和两位女工友一同去石新逛街,当走到离厂门口不足百米处的杂货店时我进入到店里买烟去了,他们仨却也不等我说说笑笑的往前走了,等我买好烟走出店门时,只看到那两个女工友慌慌张张的跑了回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红毛阿广被治安队抓走了,于是我们飞快的跑回厂里不敢出门。
 
第二天上午,红毛阿广被他哥哥花了365元(没有暂住证一旦被治安队的抓住,罚款355元,10元代交费,罚款要到当地政府行政收费窗口去交,但大多数外来打工者不知如何办理,所以派出所内设有专门代理交费的岗位人员)赎了出来回到厂里,这下他成为厂里一个有故事的人了。大家围着他听他讲昨天的故事,他说他和那两位女工友刚走到离小店约百米的街口时,刚一拐弯就被治安队的四五个人围了起来要他出示暂住证,而红毛阿广原来在别的厂里工作时办了暂住证,也一直随身携带着,于是他掏出暂住证给那几个治安队员看,谁知有个家伙将他拿在手里的暂住证一把抢过来连看都不看,直接撕碎后扔进旁边的臭水沟里,并口喷恶语:看你就不顺眼,他妈的竟带两个(两个女工友),上车!几个人拉胳膊撰腿的将他强塞进早停在一旁的小箱式货柜车里。就这样,红毛阿广被治安队的专车接到派出所的高墙大院里住了一晚上。
 
四月的一天上午,老板从香港回到厂里后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二话没有就递给我一个信封说你可以走人了。
 
揣着一个半月的工资六百多元提着行李又回到了堂兄骚佬的出租屋里,才想起结工资时并没有退回我的50元押金,一个月工资才300元,50元可不是小数字呀,于是又回到厂里索要。
 
来到厂办后与那狗日的香港佬大吵一架,说什么厂里有规定,押金是从来没退过的。争吵中文员小姐叫来了俩保安,平日里与几个保安称兄道弟的,实在是碍于情面才随保安来到厂外。走出厂门后就越想越气,凭什么我给你打工还要交押金给你?凭什么交了押金离职后不退?我就一定要你给我一个说得过的说法!
 
于是,我就坐在厂门外的路边砖堆旁,对面正对着香港佬办公室的窗口,手里拿着砖头时不时的敲着砖头,(我知道香港佬每次来厂里都会在下午4点半左右要回樟洋去会他的大陆小三,工厂就这一个门)直到快要下班的时候,厂门卫里的保安将头探了出来对我说:黄才根,经理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于是我走入厂门,刚到办公室楼下时,只见经里脸色铁青已等在门口,他一见到我就递给我一张50元人民币,一句话未说便转身嘣的一声关上了办公室门。
 
晚上听常兄骚佬说正好他所在的这家首饰工艺品厂正值真货季正在招工,第二天便经小伙伴辉哥介绍进了这个厂当了一名搬运工。
 
在这个厂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将几十口袋数百公斤重的金属首饰半成品搬上小卡车,并随车到谢岗的电镀厂将首饰电镀加工好,那些原本灰不溜秋铁丝或合金,经电镀后件件都变得金光灿烂了,电镀好后又要搬上车押回工厂卸下搬进车间。
 
在这里,每个车间都有老乡,在忙完工作的空闲时间总是喜欢到各个车间转转,很快就将整个厂里的人熟络了。在这里,干的虽然是重体力活,白天累得一身汗,晚上约上几个工友聚在一起打打麻将,没有忧愁的日子过得真快,时间到了2001年的9月11日,这真是个很悲伤的日子。那日晚上刚从电镀厂回来已是9点多了,洗澡后便约上麻友厨师川仔去厂外吃宵夜,在吃宵夜的大排挡里的电视频幕上正在直播美国911事件的画面,惨烈的画面刺痛了每个人的心灵也吸引着电视机前的百余双眼睛。不知不觉的已近晚上11点了,我们必须得在晚上11点半之前赶到厂里,不然就进不去了,该死的门卫狗一到晚上11点半就将大门紧锁,锁上后你就是他亲爹来了也不通融一下,真是铁面无私呀。
 
当我们俩刚走出大排档不远处的拐角处时,黑暗中窜出几条人影迅速将我俩包围并喝道:“查暂住证,把暂住证拿出来”。完了,遇到鬼了,我们俩都没有暂住证,只得任由他们几个撰着胳膊掐着脖子往不远处的铁皮笼车里送去。
 
在铁皮笼车里早已有七八个人了,我们俩上来后铁皮门哐的一声便关上了,车子发动后经过十几分钟的拐弯抹角后停在樟木头石新派出所的大院里。
 
车门打开后,车门外早已被六七个治安狗围着,他们大声吆喝着叫我们下车。因为我们是最后上车的,所以坐在车门处,听到他们叫下车后我们第一个跳下车来并顺着他们的指示走去,而后面的人稍微慢了点的就被那几个治安狗棍棒拳脚侍候。
 
穿过一道铁门,里面是一排火柴盒般的建筑,这排火柴盒共有十余个小火柴盒,每个号子里都有二十余平方米宽,一个水泥平台就占了近三分之二的地方,这是用来睡觉的。里面有一个蹲坑,蹲坑旁边有一个约1个立方米的水池,水池上方的水龙头,你想关也关不了,想拧大也大不了,就这样没日没夜的细细流着。我们这八九个人被分到第二间,这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号子里已关着二十多人,再加上我们到来后就是三十多人了。
 
拥挤的号子里除了水池上没有人外其他地方都被人占了,有靠墙端着的,有靠墙站着的,有坐在地上的,也有坐在水泥台檐上的,水泥台上也躺满了人。大家谁也不说话,除了偶尔咳嗽声以外死寂死寂的,根本不像平均每平米上都有一个大活人的样子。我想这应该是和大家都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相关吧,第一次进这种地方的人难免心事重重和担心害怕的,而我都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因没有暂住证被他们关进来了。
 
进来后我赶紧在水泥平台上找了一个位置躺下朦胧睡去,朦胧中听到外面有人在大声吆喝着,醒来后才知已是日上三杆了,外面已有家属来赎人了,吵醒我的是门外治安狗正在叫收钱后要放的人的名字。
 
门外吆喝声声,里面的人也渐渐的少了,约上午九点多的时候,终于叫到我和川仔的名字了,走出两道铁门来到院子里看到堂兄骚佬和川仔的师傅阴沉着脸在门外站着。出得门来堂兄只对我说了一句话:355块,10块钱的代交费。他奶奶的,一个月的工资又被这邦狗娘养的给收割了。
 
四人一路无语回到厂里各就各位,午饭时大家围着我们讨故事,听了川仔说他是第一次进去,昨夜整夜未合眼,坐在我身边给我赶了一晚上的蚊子后大家笑得饭喷了一桌。
 
工厂的淡季很快又来了,倒霉的总是在工厂里面不怎么讨领导喜欢的那么几个人,在那年的国庆节前夕又回到了四处找工作的日子里。几天后,在这家工艺首饰厂的山后的工业区的一个树脂工艺口厂找了一份QC的工作, 就是负责检查一条生产线上七八个人的产品质量,将合格的产品装框流入下一加工工序,将不合格的产品挑出来画上记号并送回该产品的加工人员返工。
 
这可不是一份轻松的活,工作得过于认真了,线上的工友怨声载道整天挨骂。马虎点,下道工序又大量的将产品送回返工还要扣我工资。
 
就这样在憋屈中渡过了一个冬季,也在这里又过了一个春节,这也是已经第三年没有回老家过春节了。虽然东莞离老家并不是很远,但往返车费也要不吃不喝不花白干一个月才够,再说回到老家春节期间你的口袋里总得要有几块吧,不然人家会说你在外打工若干年还那苦逼样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干脆不回去了。
 
三天的春节假很快就过去了,车间里又恢复了往日的轰鸣。转眼又是花红柳绿阳春三月了,窗外的暖风徐徐吹来,直把车间里的工友们吹得昏昏欲睡。因QC的工作职责压着,由不得我一时分神,这天上午一四川籍工友所加工的产品被我挑出了近半产品不合格要求他返工,谁知这家伙也是个暴脾气,正理论间他突然操起工作台上的刮刀朝我刺来,在这危急关头,这时我手中正好拿着他生产的产品在检查,近半米长的台灯灯柱。出于自卫本能挡开他的袭击,我用手中的灯柱朝他手中的刮刀劈去,轻巧的刮刀那经得起几斤重的灯柱撞击,刮刀被撞断了,锋利的刀尖深深的襄进了这位四川籍工友的脖子里,顿时他的脖子血如泉涌喷得一米多高。
 
被他喷得满头满脸的鲜血一时间把我吓呆了不知所措,其他的工友看到我成了一个血人一时整个车间炸开了锅,他们还以为受伤的是我,后来看到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脖子的小四川才知是他受伤了。很快,门口的保安听到车间里的惊呼声赶来,他们几个将我按住的同时拨打110和120电话,并找来一件衣服帮他按住伤口止血。石新派出所就在厂的后面,石新第一人民医院也不过百米之遥,几分钟后,我被警车拉进了派出所的审讯室里,他被救护车拉进了石新第一人民医院的急救室。
 
戴着手铐坐在石新派出所的审讯室里的老虎凳上大概做了一个小时的笔录后,他们抽去了我的皮带、脱去了我的皮鞋,搜走了我身上任何带金属的东西,把我关进一个带天窗的火柴盒子里,哐的一声铁门被关上后自由也便离我远去。
 
盒子还是那排盒子,里面的布局也是一模一样,原来被他们关在前面,今天又被关在最里面来了。原来被关进来时总是挤得没处站脚,现在我一人独占。
 
习惯了车间的喧嚣,而这里面除了偶尔从天窗外传进来几声狼狗的吠叫声外,只能听到几个蛐蛐的叫声了,真是静得可怕。
 
心想,既然进来了,想多了也没用,事情已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了,即来之则安之,睡吧,听天由命吧。迷糊中被哐哐震天响的踢门声吓醒,睁眼一看,天已暗下来了,铁门上方的窗口打开了,从窗口外伸进来一个塑料饭盒,盒子上还有一个塑料勺子,原来是送饭的来了。
 
将盒子接进来后,窗口又哐的一声被关上了,打开盒子,里面满满的一盒米饭,上面还有萝卜白菜什么的一些菜,菜里面还夹着几片肉粖,我想应该是派出所里那些民警吃剩下的吧,管他呢,反正比厂里的伙食要好多了,再说也实在是饿了,吃得连盒子都可以不用洗,干干净净。
 
一关就三天过去了,第三天的下午提审来了,他们将我铐上手铐,把我带到审讯室里,审讯的还是上次的那个警官,他简单的问了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上次重复的问题,那里人呀,怎么打的架呀等等。笔录用了十几分钟吧,结束笔录后那个警官对我说:人快被你打死了,赶紧叫你家里人送医疗费来。他让我向家里打电话,可我打给谁呢?那时我们村里可没有电话,手机在农村更是个奢侈物,更说就是有电话我也不会打,正当防卫难道有错?
 
做完笔录后又被送回号子里,又重新着吃了睡,睡醒等饭来的日子,就这样重复着三十天的时间,我时常想,他们是不是把我关进来后就忘了。在这三十天的时间里就见过三个人,一个是每天来送饭的,另外两个就是那次提审时见的那两个警察。在这里的三十天的时间里,除了提审时说过话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如果时间长了真的有可能会象电影《人猿泰山》里的主人公一样会丧失语言能力的。不过在里面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锻炼我对寂寞的承受能力。
 
在第三十一天的上午十点左右的时候,号门被打开了,开门的是两次审讯我的那个警官,门打开后他叫我出来,说可以回厂里去上班了。光着脚双手提着裤子(被关进去前皮鞋、皮带、锁匙都被收走了)跟着他走出铁门来到院子里时,看到厂长和QC经理在院子里等着,本想去找回鞋子、皮带和锁匙,那警官说别找了,早被丢掉了。于是只能光着脚丫,手提着裤子(进去前裤子腰围刚刚好,出来时瘦了一圈),满脸一寸多长的胡子,像个乞丐般往厂里走去,好在工厂就在派出所后面百米左右几分钟就到了,就这样没有见过任何书面法律文书,出来也不需办理任何手续,无厘头的被关了一个月的监牢。
 
回到厂里后,厂长把我带到厂办公室里对我说,工人打架厂里是有厂规的,先罚款两百,这次的医疗费一共1700元厂里已经垫付了,这个医疗费要由你承担,但这么久你家里人都没送钱来,所以我们把你放出来让你来上班抵医疗费。
 
午间工休时,QC经理来到我的宿舍,因工作上我们属上下级,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所以平时关系也还可以。他告诉我,那个受伤的四川工友在进医院的第二天晚上就偷偷的溜走了,线都没拆,他怕自己要出医疗费。本来派出所的人在我进去第三天就说要把我放出来的,是老板和派出所沟通先不要放人,让我家里人送钱来给厂里后再放。昨天派出所的人又来了,说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我放出来,故而才有今天厂里派厂长和他去将我接回厂里的。老板的意思是要我在厂里上班还他出的医疗费。就我一个月工资450元,那不是要白干四五个月?该死的香港资本家!
 
晚上下班后,两手空空的混在蜂涌而出的工友间溜出厂门,翻过工厂后面的小山,钻出荔枝林来到堂兄骚佬的出租屋里正式的和那个厂说永别了。
 
后来总是在走马灯似的在换厂,电子、玩具、制衣、工艺礼品、机械制造,车衣工、涂装工、搬运工、杂工、流水线装配工、班组长、主管,每个厂里的时间长的不到两个月,短的就三五天。总是在辞职与求职的角色中变换,从先前的只是在樟木头一镇求职变成了后来的脚步踏遍珠三角的各个主要城市,也练就了轻易的能找到有买三元快餐和十元旅馆的地方的本事。
 
2003年的春节又没有回家,也没有在樟木头过了,而是和在东莞东城某家俱厂打工的小伙伴应才、忠林他们一起过的。都是同村的同龄人,所以这个年过得还算不太坏吧。
 
春节很快就过去了,小伙伴们都陆续的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继续着他们的打拼,我也回到了求职的老地方——东莞智通人力资源市场求职。
 
一场恐怖的疫情——“非典”袭卷南方大地,人人都谈“非典”色变。在智通人力资源市场内某些知名企业的招聘档前的显眼部位都贴上了“应聘者请戴好口罩”的告示牌,很多的求职者连投简历的机会都被这“无情”的告示给拒之门外了。
 
看到这种情形,认为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打车找到了东莞市疾控中心,倾尽身上仅有的300元钱以每个1元的高价(平时每个2毛钱左右)购得300个一次性口罩,拿到智通人力资源市场门口拿在手上以每个口罩5元的价格兜售,当了口罩当街卖的第一人。快近午餐时分,人才市场门口出来的人也比进去的人明显的多了,口罩的价格也从刚开始的每个5元降到3元后再降到2元,一上午便将300个口罩卖得差不多了,除去300元成本,不到四小时净挣700余元。
 
午餐后又重新来到东莞市疾控中心进货,却被告知需要工厂开具证明方可提货了。
 
第二天上午,带着昨天剩下的那几十个口罩又来到智通门口,看到昨天那些卖报纸的、办假证的人都在卖口罩了,于是收起口罩,重新又回到求职的大军里去了。
 
后来在东莞市区海关后面的东华机械厂找了一份涂装的工作,这个机械厂原来是个集体企业,刚改制才几年成为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这里还行,比起以前所就职的那些企业要好十倍不止,一入职便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了社会保险,企业提供住宿,每月工资还能保证在3000元左右,企业实行双休制,就是很忙的季节每个周日也是不用上班的。企业生活区里有图书室和娱乐活动室,宿舍里也安装了空调,这里的一切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在这里一晃两年过去了,存折上也有了个4头的5位数,不安于现状的我又蠢蠢欲动了。于是便向工厂提交了辞职书。离职后先是与一朋友合伙做了几个月的旧机械翻新的生意,几个月下一算帐还亏了不少,朋友的爱人不乐意再干了,不得已以散伙告终。
 
离开东莞后又来到深圳华强北,在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城二手手机市场里,聚集了数百位江西南城老乡来这里淘金,不少还是我们村里的小伙伴。这个市场每年都要为我们南城县创造数以亿计的经济收入,每次打电话回家,都能从亲人的口中得知村里谁谁谁在华强北卖手机发了财,谁谁谁在华强北卖了两年手机后回家盖了洋房,说得真是让人羡慕。
 
一来深圳就和几个小伙伴在福田口岸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第二天便跟着小伙伴们到新天地旧手机市场来淘货了。这个市场里成堆的旧手机、烂手机也不知从何而来,有的烂得就只剩下一块主板是好的了。来得时间长的老乡们在东家挑了个显示频,在西家淘到几个主板,再到配件店买上些按键、外壳之类的东西拿回家用铬铁一焊接,装上按键和外壳后一个崭新的漂亮手机便产生了,然后再拿到市场摆在柜台里等待顾客高价卖出。
 
至于一些来这时间较短,手艺还不算硬的老乡们就只能淘些旧货了。先看好中意的旧货,经试过机查验好后再谈价钱,买好机后再拿回家拆开用酒精棉签将里面擦拭干净,如果外壳没有破损的话便拿去喷涂翻新,外壳实在太烂而无法修复的便只能到配件店里购买重装了。
 
这些翻新好的手机大部份都是被一些非洲和中亚国家的手机商人买走的,然后再拿到他们国家去销售。前几年曾在华强北流传一个笑话:奥巴马追杀本拉登那么久而未得手,都是因为本拉登用的华强北手机而无法追踪。
 
因自己刚来不久,又没有手艺精通的老乡教我,两个多月时间里淘了几十个手机都基本上没有买出去,而每天的开支又不小。看着几个湖南人在市场里以每个手机壳五元的加工费每天都可以收走几袋旧手机壳回去喷涂翻新,看着这个工作也是自己对口,于是乎便将手里的那些旧手机亏本近半转给他人,独自一人在深圳关外的龙华民治村租了两间民宅,花了两三万元买来喷砂机、空压机、烘烤箱、各种油漆等一干设备和材料,加工厂一个多月后便顺利投产了,请来两个会喷涂的工人帮忙,自己每天午饭后便挤公交到华强北的市场里向老乡们去收货,然后再拿回来清洗、喷砂抛光、按照客户要求的颜色进行加工到凌晨。第二天午饭后又得挤公交到市场去送货、收货了。那些日子虽然累得站在公交车上都能睡着,但总算是能看到一点经济效应。
 
但好景不长,这种日子才过了半月左右,一天晚上从市场回来走到出租屋门口就看到里面都是人,出租屋的墙已变成了黑色的,地上也满是水,窗户上的玻璃也全碎了撒了一地。房东看到我来了后咆哮着向我吼了起来,重复着那句怎么赔我、怎么赔我。
 
邻居告诉了我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傍晚时分因停电后,请来的那两个工人拿来蜡烛放在天那水桶上打磨手机外壳时,蜡烛倒下掉进天那水里而引发火灾了。事故发生后那俩工人打电话叫来消防人员将火扑灭后,自己害怕而悄悄地卷起行李走人了。
 
事已至此总得面对吧,只得与房东商量赔偿事宜了。钱,基本上都搭在这里了,只能与房东好说歹说将放在阳台上而幸免的那台喷砂机和空压机作为赔偿物了。至此,又成了个两手空空流浪汉了,在福田的小伙伴的出租屋住了几天后买了回家的车票从此离开了广东。
责任编辑:小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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