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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开始打工生涯,残疾收场仍是童工

时间:2017-03-03 16:22  来源:网易新闻  阅读次数: 次 作者:袁凌

1

在二叔的房子里见到杨春丽时,他披着袄子,两只袖管悠悠荡荡的,像个落雪天气串门的闲人。只是人特别胖,没法和这个女性化的名字联系起来。

叔叔家的晚饭是一盆连皮的土豆,杨春丽坐下来,右手拿起土豆,用嘴剥皮吃,左手袖管耷拉在膝盖上。这才看出袖管里是空的。

他身份证上的年龄是18岁,比相貌小很多。一年前,他在天水市的水泥厂里失去了左手臂。在这之前,他已出门打了8年工。

“不想念了,老师打人厉害。”当年的四合院式小学里,杨春丽人在课堂上,脑子里却像如今废弃的校址一样长满荒草,心思随时如屋后山坡上的羊群在游动,老师按照本地风气,靠暴力来教学。

三年级班上,和他一起辍学去内蒙的有5个学生。一同出门的孩子中间,最大的13岁,最小的就是杨春丽这年的了。当时他1.2米,一点也不胖,家里常年的土豆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营养。

村里的包工头带一群孩子火车转汽车,到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砖窑里待下来,干拉水坯的活。刚从机器里出来的砖坯是湿的,要在空场上晾晒再送进窑炉,这道活路用不着大工的技术,包工头就找村里小孩子来干,工资低。

小孩的活并不轻松。水坯从机器装卸到车上,再扶电动车运到晒场,一天做12个小时,没有休息日。

头一年,杨春丽觉得有点撑不下来,主要是卸砖,“一块有个7斤,一车140块,一天能运80到100车”。收车时两臂发木,端饭碗时才发觉颤得端不稳,有两次碗掉到地上打破了。晚上举手起来洗脸也困难,不洗脸洗脚就睡觉。

另外是冷,“太冷了”,和泥的管子冻住了,人才能停下来。从无遮无挡的北方来的狂风,穿透空场上杨春丽裹的口罩、帽子、手套,在皮肤上刻划皴口,砖坯的潮气催生冻包,冻包破口了,抹点胖胖油烤一下,就算应付了。

农历冬月之后,阳光失去了最后一丝热力,砖坯干不了了,窑厂停工,人回家乡去等待过年。这时,杨春丽才能看到家中的母亲,和同在内蒙打工、平日却未能见面的爸爸。

在窑里,小孩们都是没有正式身份的“黑人”。

几年后开始查童工了,老板会事先得到消息,让杨春丽和伙伴们藏起来,玩一天。但也无处可去,只能在窑场里转着绕开检查的人。

砖窑离城镇很远,出来之前以为会见世面的伙伴们,除了过节到小镇上买点日用品,只能待在荒地上的砖窑里,看不到多少家乡有的绿色。

2

在窑里一干五六年,身量长高了,工资一直没涨,杨春丽不想干了,换到兰州的建筑工地去扛钢管,后来又顶爸爸的班到天水水泥厂。

顶班第八天就出了事。杨春丽上夜班,需要清扫水泥传送带下散落的垃圾,不然天亮时被查到要罚款。

扛着铁锨从传送带下面经过时,杨春丽的铁锨把碰到了传送带的齿轮,将他的一条手臂带进去了。

杨春丽没觉得痛,痛感在昏迷的5天中随失去的手臂一起被带走了,直到伤口复原时才回来。切除得不平整的刀口长出了肉芽,需要日常拿膏药涂抹。有时以为自己的手臂还在,想象中挥一挥,只有隐隐的疼痛。

对于一个村子里出生的人来说,比痛感更需面对的,是失去了一条手臂却没有迈过18岁门槛的人生——这在事故的调解协议上没有任何反映。

这份由包工头、水泥厂和杨春丽识字的二叔代为签订的协议上,14万元的一次性补偿数额,名目包括营养费、误工费和后期医药费,但没有失去劳动力的补偿。

杨春丽回到了岷山脚下的小村里,10岁开始的打工生涯就这样结束,收场时仍是童工,只是少了一条手臂。

另外一个变化则是,他的体型越来越臃肿。住院期间注射的激素,以及得到补偿回家后每顿吃方便面鸡大腿的习惯,使他很快看起来仅能负担自己累赘的身体,不再适合任何劳动。

元更地村一带海拔接近3000米,地皮瘠薄,除了土豆燕麦,不能出产大宗粮食。村子里人家不怎么做正经饭菜,连皮土豆、小贩兜售的馒头与方便面一起成为日常的伙食,蔬菜稀少。

手里有了一笔钱,杨春丽除了买药,也有了一些花费,邻居说他到县城住宾馆,参加赌博,钱消耗得很快。一年过去,14万元剩下一半多一点,杨春丽的心里才有点发虚了。

他开始发觉,这笔钱远远抵不过自己失去的一条手臂,和18岁之后的整个人生。而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他没有机会想清楚这件事情。但眼下想推翻协议打官司,对于住在土屋里的父母和只上过三年级的他来说,都显得过于复杂艰难。

父母住在半边盖的老屋里,杨春丽住着一间简易板房,虽然干净一些,但寒冷。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为剩下的这笔钱考虑出路。和父亲合伙放羊看去是唯一的办法,虽说在村后的陡坡上揽羊,对少一条胳臂的他并不轻松。

他的伙伴们还在四处打工,过年见面,杨春丽也不大愿意和他们玩牌,宁愿一个人坐很长时间的班车,进县城去逛。

3

早上下了雪,电动车骑不成了,马缨花带女儿乐乐走路去上学。

村里到路口上了凝冻,老父亲在村口躬身扫雪,免得母女走路打滑。这几年,马缨花和女儿一直住在娘家。

元更地村的海拔接近3000米,雪落得频,村子到县里道路还没硬化,路上一道道深浅的雪辙。路上遇到一群结伴上学的孩子。

乐乐上学三年以来,马缨花天天接送,因为担心前夫在路上劫走女儿。她自己也从来不到县城及更远的地方,担心前夫像威胁的那样,“杀了我”。

23岁的马缨花,窈窕的腰身上带着两道狭长的刀疤,是前夫捅的,不乏青春俏丽的脸上被生生打上惊恐的印记。马缨花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出过远门,18岁时由媒人介绍结婚,前夫是邻县的人,婚后才发现丈夫酗酒如命,喝醉就要打人,手提菜刀,“不是人”。

马缨花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躲回娘家,丈夫寻踪而来。起初,丈夫开始打她就是因为生了个女孩,现在却又一心要抢回去。马缨花的父亲在村口和他理论,被前夫捡起石头砸破了头,打成脑震荡,至今后脑勺留着一个凹陷。

父亲和马缨花受伤后借钱住院,每人花了两万多元。为了还上别人的钱,老父亲又向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杨春丽的父亲借了钱。三年多了,杨春丽还代父亲来要过这笔钱。实际上,这钱也是杨春丽打工攒的。

“因为这钱,兄弟感情也不好了”。马缨花的老父亲慢悠悠地说。

两年的曲折之后总算离掉了婚,马缨花不敢出门打工,只好在三十里外镇子上一家饭馆当服务员,帮父母做家务,在附近修路工地上做饭,天晴时扎笤帚卖换点自己和女儿的零用。

过了两年,她谈了第二次对象,男方是个开车的,母亲是本村嫁过去的,也算熟人。

但这次,她又碰到了坏运气。

亲家之间熟络起来后,乡下刮了“集资风”,说是能投资分红,对象的母亲受人撺掇投钱,自己的钱不够,就请马缨花父亲担保借钱,结果领头集资的人捐款而逃,债主见对象的母亲无力还钱,转而向马缨花父亲逼债。

利息不算,15万本钱的坑,家里卖光了也填不平,何况家底本身是窟窿。婚事也随之告吹。

一再惹祸的马缨花,仍旧只有栖息在娘家屋檐下,老父亲单薄逼仄的屋顶,实际不足以庇护她。陇南一带的房子是半边盖,土坯房只容得下一张炕,父母家里还有一个成年的弟弟,马缨花只能长年“打游击”。村里从小长大的伙伴家的炕头,她都睡遍了。女儿乐乐则跟着独居的大爷爷睡。

上小学的乐乐,一天需要三块钱,夏天则要花十多块,买水喝降温。马缨花不得不找地方挣钱,冬天闲时上山去砍竹子,扎成笤帚卖挣些零用,干一天能挣五六十元。

这两年政府“精准扶贫”,父亲家的土坯房得到翻修,土坯外面涂了白粉,改建了屋顶,用便宜的布料代替三合板吊了顶,显得洋气了一些。因为弟弟睡不下,另外还盖了一间临时的板房。

马缨花妹妹的丈夫长年出门打工,妹妹带着孩子也回到娘家住。在父亲家里,相比起没有依靠还一再招来祸事的马缨花,妹妹虽然长相略为平凡,地位却明显高得多。做饭生火这些家务都是马缨花的事,妹妹从外面打工回来,已经不习惯家中的土豆条酸菜汤,在大家吃过之后,自己单独炒个菜。

马缨花只能跟着大家吃,在饭店打工期间,她胖到了120斤,回家一个月内瘦回到106斤。全家七口,一年吃米不到100斤。

父亲家并非永远的安身处。按照这里的风俗,一旦弟弟娶亲成家,出嫁了的马缨花就不适合再待在娘家。23岁的弟弟,在乡下已算大龄青年,如果不是家里背负的债务,和近20万元彩礼的门槛,他已经像姐姐一样成家生子了。

“我成了家,姐姐肯定是不能住了。”跑了一夜车归来的弟弟,在大爷屋里明白地说。

但马缨花并没有做好打算。她不敢再去找对象,觉得男人没有一个好的。“哪里有好人?好人都死光了。”炒土豆条时,她不扬头地说。在修路工地上做饭,她自己从来不吃,因为吃饭的一圈全是男人。

唯一的打算,是混过这几年,等乐乐上了初中,可以在学校寄宿了,自己就出门打工。对于将来的成家,她不敢抱希望,微信朋友圈里,她分享的最近一首歌是“潮湿的心”。

4

大爷爷,也就是马缨花父亲的大哥,住的土坯房在村落高处,没有经过改造。墙壁有手臂粗的裂缝,窗户和顶棚用报纸糊住,炕洞熏过的墙壁漆黑。半边盖的屋顶下面,由于什物众多,面积相形更为狭小。一个男人一辈子生存的累积全在这里。

炉子和大炕占据了大半个房间。五斗橱上堆满杂物,有标着“法兰琳卡”、“温碧泉”的护肤品和生发油,似乎不属于一个50多岁男人的屋子,但价钱都不超出20块,是小贩到村里推销来的。

一个似乎比人脸大不了多少的电视,是屋里最重要的电器,屏幕像是露天电影的幕布,看到一半会忽然坏掉,闪出昏黄雪花。

为了方便躺在炕上也能看电视,大炕脚头装了一面大镜子,人睡下后可以看反映在镜面里的电视画面,尽管电视本来很小,这样又远上了一倍。有次乐乐打破了镜子,大爷爷并没有责备她,只是另买了一面,“大爷爷脾气好”,乐乐说,这也是会跟妈妈犟的她却跟大爷爷亲的原因。

爷爷家里没有地方,母亲又在饭店打工,十几天回来一次。活动板房盖起之前,小孙女乐乐长年跟着大爷爷睡。眼下不用上学的周末仍旧住在这里。

乐乐从一岁多就跟着大爷爷睡,除了在这里吃饭,衣服和零食也是大爷爷包着。五斗橱上除了大爷爷用的一溜山寨护理用品,还有乐乐用的大宝和绵羊油润肤霜。炕头小方桌上搁着两包乐乐爱吃的饼干。

比起吃饭,她更喜欢这些零食。

大爷爷会开三轮车,靠给人拉砂石料赚些生活费,另有一份孤寡老人的低保。乐乐没上学时,大爷爷车开到哪里总是把她捎上。

五斗橱上方有几张大爷爷年轻时的照片,站在某条外地灰蒙蒙的林荫道上,穿着衬衣,戴着墨镜,看得出大爷爱照相。另有一张镶着框的照片,大爷的大头照塞在过于窄小的西装衣领里,显得很夸张,半截身子矗在花坛里,遮住了身后一半的天安门。

这是前一段小贩来照的,西装是模子,把人的头套进去,一张20块钱。炕头墙上另外有一张,是爷爷带着乐乐站在一片花圃上,景致鸟语花香,但祖孙俩的双脚却是漂浮在这片风景上。

晚上,祖孙俩趴在炕头被窝看电视,被窝有一种杏仁味,已经看不太出本来黄绿的颜色。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的祖孙,像一对昆虫。

大爷爷成过家,但没有自己的亲人。近30年以前,结婚几年的妻子嫌家穷,带着女儿跑了,嫁给了一个安徽人。妻子的娘家也在元更地里,每年会回几次娘家,女儿也会回来看望外婆,偶尔在村口会遇到大爷爷,却从来不打招呼。

女儿没有喊过一声爸爸。墙上一面“新婚志喜”字样的镜框,说明着这段曾经的婚姻,但没有妻子和女儿的照片。

墙上倒是贴了一溜乐乐从小到现在到照片。大爷也知道,这溜照片不会一直增加,“她长大了,就嫁人去了”。他平和地说。

院子里还有一间正房,住着两兄弟共同的母亲,已经80多岁。老人几乎从不出屋,用烟熏火燎的木头疙瘩生火,自己做着开裂失去形状的馍馍,或者吃些大爷爷送的汤水。正房的墙外有个炕洞,隔一段大爷爷会闷些柴禾。

很少有人会走进正屋,老人也不出来,偶尔会发脾气站在院子里骂人。乐乐对这位曾祖母也没什么好感,“老都老了,还骂人哩,早些过世了好。”这似乎也是院子里后代们的共同想法。

晚上临睡前,乐乐吃饼干的时候,大爷爷给自己煮一包方便面,在炉子上烤了几个土豆,拍拍壳吃了。这是村里人日常的饮食,大爷爷这年收了1000多斤。吃完土豆,大爷爷服了治痛风的丹参片,上床看了会电视,这是睡觉前的固定节目。

乐乐看着炕脚镜子里的抗日剧睡着了。炉火散发着温度,老屋里有一种脏乎乎的温暖气息。尽管汶川地震给它留下了能插进手臂的裂缝。“土房不好看,可暖和。”

一只老鼠倏忽跑过地面,无人注意。家里的粮食口袋就地放着,养活它们不算费事。

半夜时分,大爷起床出门,在院中雪地上解了个手。没有厕所,平时解决是在屋后的空地上。“这里空地多,到处都是”。回来以后,大爷没有即刻睡下,他拧开小桌上的一个药瓶。胃疼又犯了。

后半夜,大爷再也没能睡着,他还开了一会电视。很多个夜晚,他是这样开着电视入睡的,在胃痛没来侵扰他的时候。

私心里,大爷爷做好了自己今后的打算。等到正房的老母亲去世,就离开。有个妹子嫁到天水,儿子在四川开饭店,院里有一间空房,说好了他可以过去住,“那边钱好挣”。

不知为何,对于那个陌生的地方,大爷比对自己生长的村子和几个兄弟更信任。“除了空气好,这啥也不行。”

家里兄弟一共七个,除了大爷,还有两个单身的,有两个已经死了——一个是生病,老三是20年前被老婆害死的。

大爷说,老三的老婆因为害胃炎看病,和乡卫生院的医生勾搭上了,二人就商量弄死老三。老三的身体特别好,两人用了很多办法。先买了西瓜下药没毒死,又用鼠药掺在茶缸里,老三喝茶后昏迷,医生又给血管打了几十支氯化钠,加上用电钻子钻,仍未断气,最后索性用大砍刀砍坏了后脑勺,人最终才死亡。

事后老三媳妇深夜喊大爷去看,说是喝酒走路摔倒了,“我一看就不对劲”,报案后法医验出血中毒素,两人却并未判死刑。女人服满20年刑期后已经出狱,不敢到这村里来,两个儿子由老四抚养成人。

5

元更地的海拔接近3000米,却看不出任何雄伟的气势,小村和四周褐色的山岭一样毫不起眼。

从兰州南行到这里,经过了陇东那些不生长任何植被的灰土山丘,到了岷县地界,道路两旁出现了水沟和菜畦,冬天里仍有新鲜的青绿,似乎终于离开了中国内陆最古老的贫穷腹地,告别了缺水的纬度。

但随着海拔上升,到了元更地这带的深山,植被的增加带来的生机,又渐次归于乌有,被寒冷和封闭的贫穷窒息。

取暖是这里的大宗花费,大爷的炉子五天要烧掉一袋子煤,一冬下来花掉2000块。有时候要烧柴。

山上有不少野生中药材,是零用收入的来源,各家都存有几把药材根须。岷县的当归黄芪都很有名,但锁龙乡并无大面积人工种植,有人来收了就上山去挖。每年能挖一个来月,一天百十元,整个2000块钱左右。药毕竟越挖越少,砍竹子扎笤帚是更长远的收入。

雪天里人们煮着小壶茶喝,闲谈中羡慕村里的一位能手,他割了13天竹子,扎成笤帚,每天挣200元,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

扎笤帚之外,没有值得一提的大宗生计。出门打工之外,马缨花的弟弟给一个沙场老板开车,没有驾照,只能通宵送老板回家,清晨在大爷的炕上补瞌睡。

考一个驾照要到天水,花费2万多,在这里简直是不可想象。

有能力的人都搬走了,在县城买了房。乐乐的班上,只有她和两个男同学,去年一个女生转去了县城,她哥哥去岷县上学,妈妈要去陪读,爸爸出门打工,家里没人照看,就把她一并转走了,乐乐只好落单。从元更地的沟口往上走几里地,有一个教学点,只剩了一名学生和一个老师,“围墙和教室倒都是好好的。”

对于元更地的人们来说,30多万一套的县城房价,他们遥不可及。争取国家的扶持政策,把土坯房多少整修一下,是更切实的愿望,但这份运气,不会均匀降落到每个人头上。

大爷爷没有像样的收入,不能像二弟那样自己出一部分,国家补助改造土坯房。但他也并不看好改造过的土坯房,“换了个壳子。土屋不好看,暖和”。二弟家装房子的钱全是借的,靠儿子打工还掉了,装修土房的目的也是儿子将来要娶亲,没间房实在不行。

失去手臂的杨春丽,因为看来没有娶亲的希望,家里索性没有翻修土房,只给他自己搭了一间单住的活动板房。

村里六七百人口,光棍汉有20多个,小学校长说,一些人主动不成家,嫌负担大,乐得自在。女孩都嫁到山外,外面的媳妇娶不进来。

整修房子之外,政府出钱修了公共厕所,但无人使用,“没有水冲”。人们还是按照千百年的老习惯,在空地上或者牲口棚里解决。

酗酒是普遍的风气,伴随的是恶性案件,“你们听到他家的事吃惊,在这里不算啥子”。火炉旁,人们并不了解相隔不远的定西县妈妈被停低保杀害四个孩子的事件,倒是津津有味谈着遥远的广西一人杀害十七口的命案,似乎壶中煮的茶,可供半晌的嚼头。

傍晚的村口,新装的路灯有两盏已经坏了,剩余的一盏在雪地洒下微光,像是无用的温情。雪粒无声飘落,白天积的一层已经变硬,昏黄的土坯房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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