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主页 > 工友故事 > 口述历史 > 第三代打工者:什么都在变,只有农民身份没变

第三代打工者:什么都在变,只有农民身份没变

时间:2017-03-14 22:09  来源:网易新闻  阅读次数: 次 作者:黄灯

按辈分算,我儿子杨力行算是丈夫家庭第三代中最小的一位。


在婆婆的葬礼上,八岁的儿子和小他半岁的涛涛追追打打——涛涛是二姐女儿周婕的儿子,在大人的教导下,涛涛非常自然地叫力行“舅舅”,几十年前大家庭的人伦秩序,毫无违和感地在现实中上演。

第四代的出生,让我猛然意识到: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终于长大。在我们日渐衰老的同时,另一个群体正依照自然规律,一个个从泥巴中的幼童,长成今天的翩翩少年。

我还记得2005年第一次去丈夫家的情景,最令我震撼的,不是丈夫家的贫穷,而是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外甥、侄子。逼仄的房间,到处都是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女孩子打打闹闹、不得安静;男孩子追追赶赶、跑上跑下,生命的活力冲淡了家庭的黯淡,但养育孩子的艰辛,显然成为压在姊妹身上的重担。哥哥、嫂子要对付将近三十人的饭食,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吃饭的时候,直接从镇上买了很多一次性的碗筷。

到今天,算上我儿子杨力行,大家庭一共有十五个孩子,女孩十一个,男孩四个。具体说来,每个家庭的子女如下 :



从年龄分布看,以上十五个孩子,出生于1980年代的有六个,出生于1990年代的有八个,出生于2000年代的一个;从成长环境看,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十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五个;从身份看, 除了妹妹家女儿帆帆和我儿子力行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其他孩子在户籍上依然在农村。

从以上概况看,他们所处的年龄段、身份、成长地,都凸显出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时空特征。他们的成长和出路,命运和未来,与中国农村最广大范围内的孩子,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同构关系。

从广义范围而言,上面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中,外出谋生的都可以归结在打工范畴中。尽管其中有五个孩子念过大学,和他们舅舅考上大学即进入体制内比起来,他们依然可以归入打工一族。

周婕:帮着爸爸一起送哥哥念书

第一次去丈夫家,我唯一没有看到的孩子就是周婕。直到2006年7月,她和小果两个人从厂里辞工,一起约定到广州来看舅舅,我才第一次看到她。当时她二十一岁,自十三岁外出打工,已经在南方断断续续待了8年。

周婕的妈妈1999年就去世了。母亲的早逝,让周婕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显要懂事很多。听家里人说,周婕在念初中时就很有主见,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写信给当地的政府,反映学校存在的问题。妈妈去世后,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哥哥读大学,家里基本上没有人,因此,她如果从外面回家,也主要是待在姨妈和外婆家,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大姐的女儿小果生得极为漂亮,皮肤白皙,一脸的稚气,一副没有开化的懵懂模样。

2006年和她聊天时,她还不到十九岁,尽管已在外打工多年,但依然是一副没有历练的样子。当时她跟我们说不愿再进工厂,恰好我有一个做美容的朋友要招人,我们就建议她不如趁年轻、一心一意在一个行业待下去,积累点经验,再找机会自己干。和她聊过以后,她也挺有兴趣,于是我们决定送她去学美容,再怎么样,至少环境比在工厂好。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和丈夫送她去美容院的情景。她一个星期来我们住处一次,但做了几个月,并没有坚持下去,此后就在广州、武汉等地辗转。

那时候,周婕、小果对我这个舅妈明显不设防,毕竟是孩子,一离开工厂压抑的氛围,生命的雀跃和灵动就表露无遗,她俩坐在舅舅宿舍简陋的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给我讲她们打工的故事。

一年后,周婕彻底回家,两年后,经人介绍结婚生子,嫁给了一个在外打工的本乡青年,开始了侍奉婆婆、养育孩子的人生。小果则继续在不同的地方打工,坚持要和一个家里非常穷的男孩在一起,十年过去了,她已经不如当初那般稚嫩,但依然一脸懵懂。

我初中还没读完,1998年,十三岁就出来打工了。因为年龄太小,就办了假的身份证,现在假证很多,什么都是假的。刚开始在中山,第一次进的工厂,是那种连哑巴都会要的工厂。

工厂也知道我们拿的是假证,知道我们是童工。所以,每次劳动部门来检查,厂里就会叫那些十八岁以下的矮个子员工,到他们宿舍躲一下。劳动检查部门一般会问,“工厂待遇怎么样?一天工作几个小时?有没有加班费?”这样的问题,工厂也会专门教员工怎么回答。有些人不老实,什么都说,说真话;有些人胆子小一点,被厂里一吓唬,就不敢吭声了。

要是问到我,我肯定实话实说,要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怕。一般比较正规的厂,会按《劳动法》来,一个星期上六天班,一天八个小时,但这样的厂子很少。

在中山做了不到一年,妈妈病得很厉害,我就回去了。妈妈去世后,爸爸外出打工了,哥哥还在念书,我在家待了大半年,又去了深圳。最开始在一家鞋厂,后来又去电子厂。后来我还去深圳一家商场做收银员,工资不是很高,包吃住,一般一个月只有六七百块钱,不包吃住的话是一千块钱左右。相比工厂,商场的环境要好一点,但后来实在太想回家了,所以在深圳待了三年,就回来了。

妈妈去世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我去姑妈家、小姨家各住一段时间,有时候也到外婆家里去住一段时间,也没有别的合适的地方去。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鞋厂工作。我和小果在同一个鞋厂,鞋厂的胶水有毒,没有用粘胶,用的胶水。厂子后来效益不好,也没有什么收入,有个女孩子太累了,想请假休息,工厂不批,她就在厕所喝了工业盐酸,出来的时候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洗胃才好起来。

还有个女孩子,生了病去请假,厂里不批,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躺在床上,等到别人去喊她时,身上已经硬了,眼睛都翻白了,工厂赔了几万块钱。然后那个厂就开始闹鬼,厂里面为了平息,每年还在车间给她烧纸钱。她所住宿舍的那个楼层,都没人敢住。

在工厂,有时赶货,连续三四个月,工厂都不给工人休息,经常加班到一两点。那个女孩子死后,工厂管理人员拿一份文件叫我们签字,我说给我看一下,他们说,“看什么看,签个名就可以了。”我说:“名字是可以乱签的吗?”他们说,“你们的名字当然是可以乱签的。”我问他们合同上面是什么内容,他们说,不要管是什么内容,签字就可以了。我一看,原来是要我们保证,若在工厂干活期间出了事,跟工厂无关。他们想推卸责任,我就没有签字。有些老员工在工厂干了十几年,工厂也没给他们买任何保险。

我待过的工厂,大的有几千人、甚至一万人,最大的有两万人,但也有小作坊式的工厂,几百人甚至几十人。有的鞋厂从头到尾,一条龙生产线。那些打工者从全国各地来,人也比较单纯,十几岁的有,三四十岁的也有,有的甚至拖家带口。

那些年龄大的打工者,小孩一般就在家里读书,没有办法带出来跟在身边。一是费用太高,二是无人照顾,放在老家,好歹有父母照看,留守儿童放在家里,可能比带出来还享福一点。

下班后,特别爱玩的人会跑出去跳舞、滑冰、上网。我喜欢看书,在我们这儿卖得好的杂志有《佛山文艺》、《读者》等。《佛山文艺》在打工族中还算比较畅销吧,但我不喜欢看那些,我比较喜欢看《读者》,因为它可以教育人,《佛山文艺》上面的文章都是写打工的生活,我认为自己有这个体会,没必要看这些书了。

厂里蛮多谈恋爱的,有的是在工厂认识的,有的是在家里认识然后一起出来打工的。我家里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但现在分手了,是家里亲戚给我介绍的。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发现不合适,他性格太内向、太老实了,显得懦弱,我和他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比如说,他不会去欺负别人,可是别人欺负了他,他也不会怎么样,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窝囊。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去欺负别人,可也不应该怕别人,可他总是怕别人欺负。

尽管我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可也没存什么钱。当初出来的目的,是想和爸爸一起,供哥哥念书。但断断续续出来几年后,发现开支也挺大的,不多的工资,自己要花掉大部分。我不像爸爸,他跟着大舅在北京,应该可以存一点钱吧。

我感觉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不需要很多钱,不像年轻人,好像很多东西都要买,买这买那的。女孩子喜欢打扮,主要买一些护肤品,每个月还要买一二十块钱的书看一下,好像开销特别大。平时没有多少机会到外面去玩,主要是上班,有时间就想休息一下。

哥哥念书时,我以前给哥哥寄点钱,但现在他也不让我寄,不过我也没赚到什么钱,糊到自己的开销,就差不多了。一年能够存三四千块钱就不错了。哥哥是学化学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找工作,听爸爸说,他准备考研究生。

小果:我渴望自由,在工厂被管怕了

我学习成绩不好,不想读书,十六岁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两年多都没有回去。开始是和二姐蓓蓓一起,后来二姐回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深圳,她走了几个月后,我就到了广州。

我最先去的城市是深圳。2004年到深圳后,去过电子厂、钟表厂、鞋厂。第一次去电子厂,做了一年零几个月,工资最高的一次是800多,平时一般500—700之间,有的时候还拿300,拿300的时候,一般是不赶货,也就是不加班的时候。

2005年,第二次进厂,是做收音机的机芯,平时一般800—900,工作环境好一些,加班的时候能拿1000多。做长了就乏味,这个厂对技术要求不高,只要能按规定做好要求的事就可以了,产品既销国内也出口。

第三次到了黄埔,在美盈鞋厂,和周婕在一起。打工三年,没有存多少钱,在外面开销太大,第一年和蓓蓓姐姐寄了一万块钱回家,后来每年能寄几千块钱回去。大姐小敏、妹妹媛媛、弟弟小招在家里读书,都要花钱的。后来我和蓓蓓姐姐分开了,消费就高了,就寄少了一点,我的日常开销主要是用在衣服上,衣服一般就几十块钱一件。蕾蕾姐姐没有和我们一起出来,她主要待在武汉,在制衣厂,和幺幺(小姑)离得近些。

我刚刚出来没多久时,特别想家,一想到回家就禁不住要哭,很想妈妈,但工厂里面总是不准假,要回家就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只得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就慢慢习惯了。由于车费贵,人多,过年回去不方便,在路上又累,怕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都是跟姐姐一起过。

过年时,工厂里人也不是很多。等熬到今年请了假,没想到2006年7月15日,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台风,只得放弃。

2004年在电子厂打工时,经常用有毒的“天拿水”。有些清洗工用乙丙醇清洗机器,他们也知道有毒,还是直接用手碰,整天都泡在那个水里,用浸在水里的棉签去清洗机器,不戴手套,厂里好像也没发手套。

工厂里没有好玩的事,也没听说有稀奇古怪的事。有一天,听说厂里一个经理上吊了,我们感觉很奇怪,后来才得知,总经理总是问他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随后总经理叫他辞职,他感觉没面子不想走,有一天喝完酒回来,就自杀了。关于他的死,现在还是个谜案,不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经理有三个儿子,听说他老爸也开了一家工厂,他真是太想不开了。不过在工厂干活,确实很累,真的很累,谁都不想干了。

厂里经常有工伤,很多人的手指“咔”的一声就没有了。不过幸亏我干的活不需要直接碰到机器,主要就是负责点数。我们车间也有气味,但也没人戴口罩,我们也不知道有毒。工厂噪音特别大,但没发耳塞,就算应付检查时发一下,事后也要收回去。

在电子厂,我一般一个月拿700块钱,有时要工作16个小时,晚上十二点下班,早上八点钟上班,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厂里。工作时间长,睡眠时间根本不足,每天就是吃饭、上班两件事。如果没有按时上班,就会被骂死,那个厂一般都是蛮赶货的,不能请假。

在厂里,最让人难受的是工厂规定员工不准挂蚊帐,也根本没有办法挂蚊帐,但广东一带蚊子很多。厂里没人管后勤,也没人管工人的利益,员工也懒得反映,觉得反映了也没什么用,也不知道和谁反映。

2005年,我换了一家工厂,到深圳一家钟表厂焊机芯。我记得焊锡放出来的烟好臭,工厂好像有吸烟的机器,可以将烟吸过去,但有时烟太大,机器不管用。有些人开始不知道可以用机器吸,也没有人教他们,烟都喷到脸上了。我开始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机器可以吸烟,后来看到别人去吸,才学着用吸烟机。

工厂的工作根本不用培训,很简单,只要是个人都可以上班。钟表厂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一般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700块钱,中间若稍稍偷闲了一点,就会被骂死。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中间可以休息一个多小时,一般按二十二天算,另外八天就算是加班。感觉一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吃饭、上班。厂里的伙食,天天萝卜白菜,青菜就是白菜,也有一点点肉,但肉量很少,早餐吃稀饭和包子,天天如此。

我没有留在电子厂,我好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做不长,待久了就会烦,就想要离开。我觉得换一下环境也不错,可以多学一些东西,多见一些世面。

两年了,我胆子好像大了一些,话也多了一些。以前妈妈总是担心我不爱说话,有一次过年,还特地把我送到城里的四姨家,让我去玩,和表妹们在一起。我在工厂也有一些好朋友,现在分开了,她们好像都没有离开工厂。我一般喜欢跟单纯、年纪小的女孩交往,不喜欢跟城府深的女孩来往,好像随时都会上她们当似的,感觉心累。

按规定,工厂一个月可以放一天假,但我来这个厂两个月了,都没放过一天假。我休息过一天,但不是放假,主要是因为赶货,我前一天通宵加班。尽管厂里董事长规定礼拜天晚上不准加班,但是一赶货,礼拜天晚上照样加班。有的人胆子比较大,不来,要是赶货不是特别紧,有一两个人不来也没什么,要是赶货特别紧,线长就会狠狠地骂人。我劳动的付出,肯定不止现在的工资,我的加班费太少了,一小时才一块五毛钱,深圳那边要高一点,一小时有五块。

2006年,我又换了一家工厂,离开深圳来到广州黄埔,进了美盈鞋厂,和周婕姐姐在一起。在鞋厂做工的时候,要黏胶水,厂里通风不好,鞋厂气味很大,但工厂也没发口罩给我们。

按照规定,在工厂上班时,是要戴耳塞的,但是厂里没有发,大家也不要求戴。也许习惯了那个噪音,感觉就会好一些。和深圳那家电子厂一样,每到要检查的时候,厂里就会把耳塞发给员工,检查一结束,就收上去了。

工厂发生了一些事情,瞒着不报,每次听说上面要派人来检查,工厂就将员工集合起来,每人发一张表格,给出要回答问题的答案,要求我们将答案背熟,如果不按表格提供的答案回答,就会受到处罚。奇怪的是,每次听说上面要来人检查,可是我从来没有碰上检查的人。

我感觉没有人愿意很认真地干活,员工和老板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立关系。在鞋厂,很多人将车间的原材料(比如牛皮)拿出来,其实这种损失是无形的,老板如果能够对员工好一点,他们也不会这样。

我感觉大家都挺冷漠、自私,好像不自私就会吃亏,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更是这样。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每个厂都会死人,有了病也没人管,工厂也不给他们请假,于是只好忍着。其实有些病根本就不是大病,而是身体太累了,身心疲惫,得不到休息。

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计件工资都是瞎算的,有的人到处玩和混,拿的工资比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多得多。我的工资是配合我开机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因为他比我辛苦得多。我是管点数的,我一般不会多点数,因为后一个程序还有品检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品检的人搞好关系,让他们把我的产品多算一些。

厂里管我们的人,好像是大学毕业生,从农村考出来的,骂起人来比较厉害,他的上级骂他,他就骂我们,我们也会骂他。做管理的人,一般靠关系进去,有的靠老乡关系,还有的靠一些当官的弄进去。有时候,我们厂还要帮别的厂做些事。

周婕姐姐主要检查鞋子的质量,工作要轻松一些,拿的工资也少一点。我和周婕住一层楼,但很少见面。周婕喜欢看电视,但厂里连电视都没有,只得跑到厂外面的一个小店去看,那里经常很多人。一般吃完晚饭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有个台刚好在五点半到六点半时段放连续剧,周婕就会跑过去,一天看一集。这个时候她看得正入迷,自然不好找她说话,等到下班,一般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有时还要到十二点或者更晚,这时候,大家都筋疲力尽,也不想说话,所以看起来和周婕住一层楼很方便,但实际上和她说话的机会很少。

我蛮喜欢做生意,喜欢做生意是渴望自由,我在工厂被管怕了。

振声: 建筑业倒了,我们就没饭吃了

振声是第三代已成年的三个男孩中,唯一没有念大学的孩子,也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孩子。

1997年,哥哥在四姐夫的食堂干活,忙不过来,便将留守家中的嫂子也叫去了北京,开始了夫妻同时外出的打工生涯。两个孩子则托付给了老人,当时,儿子振声七岁,女儿时春四岁。

直到2008年,因为四姐夫的工地出现问题,夫妻俩才陆续回到家中,儿子已经十八,女儿十五。振声勉强混完初中,在哥哥的强烈要求下,上了两年职校,学习数控。职校毕业后,在武汉妹夫的安排下,去了杭州一家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打工生涯。从老家到杭州,辗转多次,他终究无法在工厂立足,最后还是回到父辈的老行当,当了一个泥瓦匠。

我第一次看到振声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父母都在北京工地打工,只有每年春节时,才能和父母见面,一家人得以团聚。从七岁开始,振声和妹妹一起,与祖辈生活在村中,成为典型的留守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在哥哥、嫂子的描述中,振声是一个叛逆、倔强、不懂事的孩子,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脾气暴躁异常,更不懂得节约。

2014年,通过手机QQ聊天,振声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在父母和亲人的张罗下,仅仅几个月就从单身走向了婚姻。

今年过年回家,问到他打工几年的经历,才发现振声并不如嫂子叙述中那么幼稚、简单,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二代,振声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常人没有经历的苦楚,也面临很多只有他们这一代才能体会的困惑。

在父辈眼中,他不懂事的烙印也许难以祛除,但在我眼中,他身上也具备很多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素质。

时代在变,获取信息的方式在变,伴随而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唯一不变的是 父辈沿袭下来的农民身份。在现有条件下,父辈有限的能力,自然无法给振声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个体的成长,伴随着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很多阵痛。

爸爸妈妈去北京时,我七岁,妹妹四岁,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当时身体还好,但毕竟是老人,管不住我们,当时奶奶最担心我们出事,要求挺严。

妹妹学习不好,总是留级,念了好几个一年级,但她能说会道,在村里名气很大,明明自己读书不行,还说老师不行,给老师取外号叫“喷粪机”。

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念初中时,班上没有学习风气,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事情。课堂上,想听课的就听课,不想听课的就打牌,或者走来走去,反正念了书出来,也是打工,当时大家都这么想。

到初三时,我每次测验成绩都不是很好,就放弃了好好读书的念头,上学就在教室里混日子,反正就是混,总认为拿个毕业证就行了。老师拿我没办法,家里人也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叔叔挺希望我念书,像他那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我成绩不好。

随着我和妹妹长大,爸爸妈妈不在家,奶奶越来越难管住我俩。我们整天和她斗智斗勇,奶奶叫我和妹妹去捡棉花,可憋在棉田里实在太热了,人都透不过气来。第二年,为了逃避捡棉花的农活,我和妹妹趁棉花刚长出来,偷偷跑到地里,将棉花全部扯了。当时家里没有种田,农田一部分承包给了别人,一部分被村里统一承包给了老板,其实没有太多的农活干。奶奶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了饭就去上学,天天都是如此。奶奶喜欢喂鸡,家里到处都是母鸡、公鸡,我们吃了很多鸡蛋和鸡肉。

那时,整个村里只有一部电话,爸爸妈妈打电话来,我们就接;不打电话来,我们就不联系,一般一个星期来一次电话。为了方便联系,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表现情况、是否听话。我们在电话里提要求,提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他们回家时多带好吃的回来。事实上,因为每次回家都是春运,行李不好拿,火车也不好坐,爸爸妈妈从没有从北京带吃的回来,都是回来以后,带我们到集市上买。

我从来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我记得十八九岁那年,有一次,老爸跟我发了很大的火,我说他们整天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丢下我们在家也不管,大概是当时我的话触到了老爸的痛处,他就骂我,说你到时候出去就知道了。我当时也不懂事,想着他们在大城市,毕竟比农村好,但没想到,农村人到大城市,比家里过得还辛苦。

2006年我初中毕业后,爸爸一定要我去上职高,于是就学了两年数控专业,其实在学校也没学到什么。从职高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学校介绍的,在昆山富士康实习,有学校的车子接送。

一到富士康就上流水线,安一些电子产品的插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一看就会。第一次做工,感觉特别累,坐在流水线上不能动, 手就来来回回地按那个电器的按钮。工厂的情景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去的时候,我们还在车上聊,以后出去了到哪儿玩,上班后,发现根本就没时间玩。每天下班,人都累得要死,那年我十九岁。当时我们学校和富士康签了合同,如果干得好,可以留下来,但那一年正好赶上公司裁员,我们实习生就全部回来了,一个都没留。

回家后,我武汉的姑父将我弄到杭州机械厂上班,去杭州打工是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当时也不觉得害怕,还挺兴 奋。

到工业园后,一个经理才出来接我。因为我职校学的是数控,工厂就安排我开机床。但我念书时,根本就没学什么东西,老师也没教实质性内容,我甚至连机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师傅叫我在旁边学,主要就是等他们将东西做好后,我打打下手,负责擦干净。有一天,趁没人的时候,我很好奇,就壮起胆子,去开了一下机床,没想到将机器弄坏了,当时特别害怕,怕厂里找我麻烦,当天就拎着一个包,偷偷跑回来了。跑了那么远的路,只在厂里干了一个星期。

跑回家的时候,我坐车到了武汉,身上仅剩一百块钱,又被别人骗了。一个人向我推销东西,我说不要,他说我乱扔垃圾,如果不买他东西的话,就把我送到派出所关起来。我一听就很害怕,将一百块钱给了他。钱一给,我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只得打电话给我爸爸,叫他送路费过来。当时碰到骗子,压根就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快点回家,等到发现身上没钱了,才知道面临真正的麻烦。

尽管当时小姑住武汉,但她住得也挺远,我压根就没想到让她来接,第一个想到就是爸爸。第一次出远门,我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文凭,又是农村人,在城里很难立足。

回家后,没有找到别的事情干,姑父又将我介绍到了杭州那个厂,上车间坚持了两年,最后还是决定回来。在厂里,我收入不高,一年存不下多少钱,和周围环境也格格不入,同事的生活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我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另外,毕竟自己基础差,不懂的东西太多,比如别人拿一张图纸过来,我不知道上面画了什么,当时也没有其他想法,只想着一定要去学会,但基础不好,学起来挺难的,那个时候,真的很后悔没有好好读书。

回来后,我打算转行。我首先想着开车,就考了驾照;拿到驾照后,家里七凑八凑,给我花了将近一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因为刚刚开始学车,学得不怎么样,开得也不是很顺手,加上买的二手车早就报废了,经常要维修,感觉维修费用太高,后来别人出两千块钱就把车卖掉了,开车的想法不了了之。思考了很久,我最后还是决定跟着堂哥到工地去,从提灰干起,像爸爸一样,当一名泥瓦工人。我想明白了,既然没有文凭,需要知识的事情干不好,就只能靠力气吃饭。

到工地刚开始干的时候,我们是用斗车送灰,送到电梯里面去,我记得有一个很陡的坡,怎么推都推不上去,当时人都推哭了。别人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轻轻地就把车推上去了,我怎么都使不上劲,硬是推哭了。我堂哥看见了,可怜我,从2012年开始,就将我带着,教我抹灰,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抹灰到现在。抹灰就是砖砌好后,在上面抹一层灰,也要靠力气,但比推车好一点,劳动强度没那么大,工资也要高一点。比如,推车一天我最多只能拿一百,抹灰可以拿两百。

抹灰有一定技术含量,需要学习,毕竟将灰抹上去,平整度要达标。回头看去,杭州两年,我根本就没有入行。抹灰的工作,我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才慢慢进去,刚开始学的时候,也就是打打杂,师傅一会儿要你干干这,一会儿要你干干那,一年以后,掌握了技巧,就可以自己独立操作,不用师傅在旁边看着。拿到第一份工资时,我挺开心,非常珍惜,舍不得花。

抹灰的活,我一直干到2014年,也就是我结婚那一年,整体看来,在建筑工地干活,工资也不是很好拿,但前两年工地很好找活,不像现在,没有事情做。

从去年开始,也就是 2015 年,很多人待在家里没事做。

我是四月份出去的,到六月份才做事,出去两个月,上了一天班。我感觉从2015年九月以后,找事做就变得难起来了。抹灰也不是固定跟着谁,谁有事就跟着谁,像我老表,认识一些老板,别的老板叫他时,他顺便就把我带上。我去年主要待在山东,听老板说,工地建筑资金匮乏,上面也不给贷款,很多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更让人失望的是,老板不但不给我们生活费,还要我们干活。饭都没得吃,怎么干活。于是大家就在工地睡觉,有的员工出去搞点别的事做。外面的合作方找公司催要工程款,公司没钱,合作方就拉闸,这样大家都没法干活,一玩就是半个月。有时一个星期就拉一次闸,去年在山东,相当于浪费了一年,根本就没有挣到钱。

我在哈尔滨、长春、山东、新疆、内蒙古、武汉、北京 都待过,跟着工程队,带一些衣服、被絮到处跑。有时候是老板买火车票,有时候是自己买火车票,每天奔波,人都麻木了。到一个新地方,也没什么感觉,反正大家要走,就跟着一起走,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特别是刚刚住进一个工地,没多久又必须赶往另一个工地时,更是感觉累。

买的生活用品如被子、衣服、水桶什么的都得带走,若扔掉,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得买,浪费钱。搬家的时候,东西太多,根本就没法一次拿走,一次拿不走,就拿两次,坐火车时,只得先叫一个人帮我守着,送一趟行李上火车后再来拿一次,大汗淋漓,狼狈不堪,感觉挺辛酸。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折腾,又累又烦。那个时候,才体会、理解爸爸妈妈当年在外面的状况。

我记得在内蒙古时,早上三点就得起床,那边日出早,晚上八九点就开始睡觉。中间都在干活,一天最少干十五个小时,干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两天。再累也没有办法,不干就没有收入。

在工地上,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有时候,也会互相交流一下,总的感觉就是钱不好挣,工作累,工资低,而且活也不好找,只能跟着工程队,有活干就干,不会想太多,想也没用。没事时,洗洗就睡,天天如此。

现在最怕的就是建筑行业倒了,一旦倒了,我们更没活路,那就更麻烦了。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这种担忧,毕竟像我们这一行,如果全部失业进厂的话,没有多少厂能容下这么多人。

实际上,我这几年基本上没挣什么钱,工地换得多,没有持续做事,路上开销很大,除了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多积蓄,只能过一年算一年。碰到大事,就麻烦得很,比如结婚,要不是我小叔叔帮衬一点,根本就过不去。

我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顺利找到了对象,结了婚,生了孩子。我和东东是聊QQ认识的。2013年,我妹妹出嫁,我就在家里帮忙。有一天没事,就上QQ玩,正好发现有人加我,就点了接受,随后开始聊天。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湖北人,我说我也是,我又问她湖北哪里的,她说孝感的,我说我也是,两人越聊越近,后来发现两家隔得不是太远,竟然是同一个县城的。东东说她很喜欢山,一个星期后,我就约她到我们那儿山边的水库玩,两人见了面,好像一切就顺理成章了。我记得去见她的时候,两个人拿着电话走到了一起,还互不认识。她当时从外面打工回来,刚好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我平时很少上QQ,也没有时间上,那次真是鬼使神差,偶尔上QQ玩,没想到正好碰上她,如果我在工地,或者她在外打工,就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种缘分了。

妹妹结婚时,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婚事挺着急,到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在农村,男孩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被视为大龄。妈妈知道我交了一个网友后,我才和东东见第二次面,她就要求我将东东带回家。一见面,我妈一看,挺喜欢的,说要去找媒人说亲,让我们结婚,我这才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于是,我就问东东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她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就代表默认。从认识到结婚,三四个月,中间见了四五次面,确立关系也很快,两人互相之间不怎么了解。不过,在农村,相亲的话,若合适,结婚也会很快,一般第一次上门后,互相觉得合得来,家里就会慢慢操办婚事。我们这里,十七八岁生孩子的都有,在农村结婚都很早,不会考虑太多,婚前大都没有太多了解。性格都是结了婚后,才慢慢磨合。我和东东也是结婚以后才慢慢了解的,她不爱说话,有什么事问她,她都不说。

东东不和别人攀比什么,也挺能干,我对她很满意。刚 结婚的时候,她挺勤快的,我妈妈的衣服什么的,她都拿来洗。现在我妈妈如果在地里干活,她还是帮我妈妈洗衣服,也挺难得。

2014 年结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我让她待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开销也大了,她今年准备和我出去,一起到新疆打工。

现在想起来,和今天相比,我结婚花费十来万,真的算很少。我当时只给了女方三万彩礼,给她爸爸的,算是最低了。现在结婚的话,一般彩礼都是六七万、甚至十万,女方拿到彩礼后,爱给男方买什么由他们决定,也可以什么都不买,彩礼送过去,就是女方的。除了彩礼,还有鞭炮、烟、酒水、菜、红包等等,房子装修、买家具更是结婚花费的大头。

在彩礼上,我和东东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原本说好三万,她听了她家人的,要五万,当时我家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多拿出两万块。她将家人的意思转告后,我就火了,我说这婚我不结了。我是正月初八结的婚,到正月初七了,她还是坚持要五万。我知道这不是东东的本意,肯定有人在里面撺掇,在农村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女方的亲戚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一般会怂恿女方临时提出额外的要求。

结婚当天也闹了一点别扭,按照风俗,我们这边先杀猪,男方家一半,女方家一半,可东西还没有送过去,她就打电话来,说不嫁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彩礼的事情闹得她心里不舒服,她只是在电话里哭。我听她这么一说,也火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说你不嫁就不嫁,把我的东西退回来。然后她三姨就在那边劝她,她就嫁过来了,可能她当时也挺矛盾的,心里有很多顾虑,这些情况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叔叔他们也不知道,我都没和他们说。

结婚时,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当时我小叔给了三万,我大姑借了两万,大姨借了两万,加上我打工多年的两万工钱,最后找村里借一点,才勉强将婚礼办好,可以说,结婚的费用基本都是借的。

我爸爸妈妈跟随四姑父在北京打工十几年,当时的想法就是存钱给我结婚,四姑父如果不欠父母的工钱,我结婚的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也不用借那么多钱了,但我知道四姑父自己的工程款都没有结清,根本就不可能给我们钱,他们在外的日子也不好过。

到现在,我结婚的账还没有还清,还欠大姑妈两万,我小叔给的钱不要我们还。说起来,叔叔婶婶对我帮助还挺多的,要不是他们支援了三万块钱,我婚都没法结了。东东也知道这些状况,她也没说什么,她妈妈在她一岁不到的时候就疯了,她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她嫁给我后,我妈妈总是要我对她脾气好一点,多哄一下她,妈妈心疼她,说她也是一个吃过苦的姑娘。

我们现在和爸妈住在一起,结婚欠下的钱,也没有明确说谁来还,谁有能力,谁就还。不过爸爸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婚礼欠下的债,我会来承担。如果在外面干得顺利,两年之内,我可以还清结婚欠下的债。但问题是,从去年开始,工地上的活就不好找,今年出去,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就算找到了活干,也担心工钱好不好拿,事好不好做。

今年我们村里搞建筑的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走,都留在家里,要是在往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我堂哥昨天将我身份证号码要过去了,可能是要买票,具体什么时候走还不知道,等老板买好票了,就会通知我们,随时都可能出发。搞建筑这一行就是这样,依靠的是乡里乡亲的关系网。

对于将来,我没有多想,现在就想好好在外面干,挣点钱,然后回来发展,看能不能在家做点别的,养养猪什么的。

我不会种地,养猪也不会,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没有农活干,地都给别人种了,我也没学会干农活。事实上,就算回到农村,我现在也很难在农村生活下去。我对未来挺担心的,就想着外面要是建筑业倒了的话,那我们都没饭吃了。

念书以后 :另一种打工

在第三代中,类似于周婕、小果、振声的经历,还有蓓蓓、蕾蕾、时春、沈晴和沈北,他们长到十几岁,就离开村庄或家里,到东莞、深圳、广州、中山、武汉、北京、上海等城市打工。

女孩子几乎都有过进厂的经历,在流水线上干活,有时也辗转到餐馆、超市、美容院等服务场所。我记得周婕说过,在广州打工,还需要有广州户口的亲人担保,并交一千多块钱的押金,如果是自己辞工,这些押金一般都拿不回来。

时春2012年从深圳一家厂子辞工后,到了广州,找到了一家拉肠店,在那儿当服务员,每天都要站着上班十几小时,干了几个月,最后走时,店主拖欠了她一个半月的工资。我曾带时春去找过那家店,但店主态度强硬,不了了之。反而是侄女的态度让我感叹,在维权过程中,她总是安慰我看开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也许,对刚刚十八岁的侄女而言,她的经历让她早已看透了世界的坚硬,也在生活中学会了顺服和自保。本就不多的工资,真的要去维权,只会让人脱一层皮,更关键的是,店主根本就没有和她签订劳动合同,真较起劲来,也不见得就能获胜。

周婕、小果、振声的讲述,很多时候让我触目惊心,他们都提到每天的劳动时间,大多达到十五六个小时。在三个孩子共同的感受中,疲惫和劳累是他们对打工生活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有工厂里面随时受伤和死人的状况,都给他们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记得周婕曾和我提起,若晚上一个人外出,必定将自己打扮得不男不女,故意弄得丑一点。还有振声,通过和他聊天,可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哥哥嫂子口中所叙述的那么简单的男孩子。对一个留守家中十几年的男孩来说,安全感的匮乏、性格的暴躁、学习能力的欠缺、与人相处的生硬,等等都作为留守孩子的深深烙印,在他长大成人独自面对社会时必然会日益凸显出来,并影响他的发展和社会竞争力。

对他而言,读书改变命运的路径已无法走通,父母外出打工的现实,也剥夺了他在生活中学习具体劳作技术的可能,并不扎实的基础教育,压根就无法让他获得更好的自我认知。对一个心理脆弱、能力欠缺的个体而言,除了延续父辈的命运,重复父辈遭遇的辛酸和挫折,已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生存路径。

但这就是现实,摆在这些孩子前面的现实。

对他们而言,父母收入有限,家里尚有求学的兄妹,早早走出家门,承担一定的家庭 责任,也成为家庭成员之间一种传统的互助关系。以二姐女儿周婕为例,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尽管她认为和她父亲相比,自己乱花了很多钱,但实际上,她和爸爸的大部分收入,支援哥哥周唯一直念到了研究生。大姐家的女儿小果、蓓蓓、蕾蕾同样如此,念书的姐姐小敏、妹妹媛媛、弟弟小招,若仅仅依靠父母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咬紧牙关在外面坚持,帮助父母分担重担,成了这几个孩子唯一的选择,在共同的家庭生活中,支援能读书的兄妹,是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的默契和期待。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的选择,是否潜移默化受到了丈夫求学经历的影响。客观说来,尽管丈夫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特别高的收入,但每逢家中碰到大事,诸如二姐生病、哥哥建房,丈夫还是有能力伸出援手。现在的问题是,对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而言,要顺利完成学业,往往需要举全家之力,但大学毕业后的客观前景,不要说回馈家庭,能够自保都不容易。在现有条件下,兄弟姐妹这些念书的孩子,能否复制丈夫的命运,通过读书改变个人的命运、同时回馈乡村的家庭,还是个问号。

小敏是大姐的大女儿,也是所有孩子中,第一个念大学、第一个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她出生于1984年,2005年考上我任教的大学,学习会计专业。小敏上大学那几年,我因为结婚生子,生活整天被一些琐事绊住,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过问她的事情,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偶尔去她们宿舍看看。

三年以后,小敏毕业,因为手头资源有限,我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能力给她找一个好单位。经过多次面试,反复折腾,和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一样,她只能进一家很小的公司。为了减缓经济压力,小敏白天上班,晚上就住在我们家,下班回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州一家公司搞内勤,每天早早出门,晚上忙到八九点,每月工资大约两千块。

小敏很快跳到一家拓展公司,主要负责联系业务、带团,经常在外奔波,平时没有任何空闲,收入也只有两千多。当时,我和丈夫最大的希望,就是她能找一个条件好点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在广州奋斗,或许还能改变现状。一年多以后,情况依然如此,也看不到任何新的可能,恰好武汉有个公司招人,而且能够回到本行做会计,小敏考虑到待在广州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毫不迟疑选择了回武汉,一直在新的公司坚持了三年。

尽管这份工作的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元,但武汉消费比广州低,而且离家也近,心理压力还是缓解了很多。但若说到在武汉成家、买房,依然难以实现。 2014年,经人介绍,小敏认识了当地一名青年,并很快结婚。丈夫和她一样,也是念了一所二本院校,在广州一家公司打工,他学的计算机专业,工资比她要高一点。怀孕后,小敏辞了职,丈夫在家里支援下,在孝感郊区买了一套小房子,她待在家中带孩子,丈夫在广州上班,依赖工资供房、养家,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小敏的妹妹蕾蕾和她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子,蕾蕾的丈夫是泥瓦匠,因为经常外派国外做劳务,收入还不错。两姐妹尽管受教育程度完全不同,但最后的结局、命运并无太大差异。这种结果,完全出乎大姐、大姐夫的意料,小敏当初通过高考进入大城市念书,但最后在现实的压力下,还是一步步退回到了家乡,生活境遇和自己小学毕业的妹妹相差无几,唯一不同的是,妹妹因为早年外出打工,一直和父母供养尚在念书的兄弟姐妹,而小敏因为年龄已大,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暂时还无力回馈家庭。

媛媛是大姐最小的女儿,通过高考,上了浙江一所二本院校,学了热门的电信专业。媛媛长相出众,聪明伶俐,性格活泼,念大学时,颇受男孩关注。她和温州的男朋友最后走到了一起,男方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毕业后,她得以进入当地的移动公司,待遇超出了大姐和姐夫的想象。在所有念大学的孩子中,媛媛是唯一通过念书、经由婚姻得以改变命运,并能切切实实回馈家庭的孩子。

小招是大姐最小的儿子,在所有孩子中,他被寄予了最高的期待。不仅因为大姐为了生个男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因为小招的成绩自小到大,确实不错,和前面读书的哥哥姐姐比较起来,小招终于破除了只能考上“二本”的魔咒,当年的分数线超过了“一本”4分。

不过,因为湖北考生竞争激烈,小招尴尬的分数,并未让他进入像样的一本,从武汉科技大学毕业后,他早早规划,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大姐不希望小招像周唯那样,远走新疆工作,对于家中的独子,他们认为就算不待在武汉,至少也要选择一个交通方便的城市。当讨论到在武汉立足的成本时,大姐对那儿的房价显然没有任何想象力。

周唯是二姐的儿子,1983年出生,是所有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二姐1999年去世时,周唯刚上高中。通过高考,他来到了黄冈师范学院,选择了化学专业,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周唯原本想早日工作,但地方师范院校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对很多孩子而言,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在乡村当一个有编制的教师。

被逼无奈,他决定考研,为此,还询问过我们的意见,我们自然支持他。周唯很懂事,能吃苦,应届就考到了一所石油学院,毕业后,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他果断选择了边疆地区,目前供职于克拉玛依一家油田。因为路途遥远、路费太贵,他工作后,从来没有回过家,我也没有看到过他,对他在新疆工作的情况了解不多,但听二姐夫说,他在克拉玛依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做生意的湖北女孩,已经结婚生子。虽然远离家乡,但因为他有研究生文凭,过得还算可以。令人担忧的是,二姐夫前年中风,有一段时间生活无法自理,经过治疗休息,尽管情况好了一些,但儿子远走他乡,女儿也已出嫁,他只能独自生活。

沈亮是四姐的大女儿,2008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桂林一所旅游学校,四姐夫的破产直接改变了沈亮的命运,让从小衣食无忧的她第一次直面人生的残酷和压力。大学毕业后,她就留在桂林当导游,认识了公司一个开旅游巴士的同事,并很快结婚,在桂林附近 的乡村安了家。沈亮的丈夫是家中独子,父母都是农民,生了孩子后, 沈亮从旅游公司辞职,待在家里带孩子。

面对沈亮的选择,四姐总是感叹,“都是我们连累了孩子,从小带她们离开农村,到城市立足,最后还是嫁到了农村”。尽管相对父母风雨飘摇、毫无安全感的生活,单纯的沈亮对乡下生活并没有太多不满,但四姐始终觉得愧对孩子,城乡之间,在她心中,始终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与振声、周婕、小果、时春这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相比,念了书的孩子,可以避免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活,不用到流水线上打工,但他们的生活,如果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大显神通,如果不在地域选择上妥协(最大顾虑就是无法照顾父母),或者通过婚姻在经济发达地区立足,仅仅念了大学,凭借个人能力,已不可能顺利进入体制,获得一个收入过得去、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至于像他们的舅舅一样,通过个人努力,在大城市买房成家,几乎成为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光是城市的高房价,就足以让他们对工作机会较多的城市望而却步。

三十年前,通过高考,丈夫走出农村,不但获得了更好的自我成长,也切切实实获得了在城市立足的资本。今天,这一切都不可能重现,哪怕是户口迁徙,考上大学也不意味着获得了户口迁徙至大城市的自由。小敏毕业时,我才知道,根据规定,农村的孩子,学校压根就不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

事实上,从念书的成本来看,第三代远远超过1990 年代考上大 学的那一批人。在对兄妹生存境遇进行考察时,我发现,一个家庭若有孩子念大学,除了父母要外出打工外,其他没有念书的孩子也必须外出打工,才能和父母一起供养念书的兄弟姐妹。这种互助模式, 几乎和丈夫念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

不同之处在于,丈夫从大学第二年开始,完全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养活自己,不再依靠家里的供养,而且一毕业就可以获得干部身份,进入大学教书,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而到第三代已无这种可能。

对女孩子而言,就算读了大学,若不能依赖婚姻改变命运,所能过的也无非就是进入一家朝不保夕的企业,过着一种紧紧巴巴、毫无安全感的生活。

四姐最难接受的就是,因为家庭的变故,她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儿,最后不得不嫁到一个落后省份的农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轮回。

 
责任编辑:黄才根
评论列表(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