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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之困是打工家庭之困,教育问题之前还横着照顾问题

时间:2017-10-10 08:44  来源:未知  阅读次数: 次 作者:靖子

引论:留守儿童教育关系国家发展转型

最近经济学家罗斯高的文章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用详实的数据论证农村孩子不上高中这一社会想象会让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这篇文章引发公众对农村留守儿童养育问题的强烈关注与讨论。

 

我认为这一讨论是个非常好的开始,难得看到在公共政策层面有这么详实的数据和论证来体现农村孩子高中和早期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但在解释问题和解决方案层面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分歧。罗斯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妈妈回农村照顾孩子

 

而在后续的讨论中,以下两种观点已经进一步深化:一是农民工家庭(包括妈妈)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是因为没有选择。孩子在城市留不下来,父母亦回不去凋敝的农村;二是对解决方案的进一步讨论—— “让妈妈回村,还是放孩子进城?刘远举认为妈妈返乡面临的成本其实比放孩子进城更高,让留守儿童可以跟随父母居住,顺利进入从托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就学,并进一步实现农民工向城市的永久性举家迁移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留守儿童之困与打工家庭的三座大山

罗斯高提出的问题看似是留守儿童的营养与教育问题,但实质上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家庭共同面临着的问题。留守儿童为什么存在? 农民工进城已经超过30年,现在20-30岁出头的打工父母早已不是上一辈8090年代)打工者,她/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那打工父母为什么要把孩子留在老家农村,而不是跟自己在一起、由自己亲手养育孩子?这一问题的起点和症结在于城市,而非在于贫困的农村山区。

 

打工家庭在城市养育孩子,面临着三座大山:第一座是正式教育资源欠缺。虽然教育改革已提出多年,但是大多数打工家庭的孩子在特大城市中依旧只能就读质量低、收费高、中高考难度大的民办学校。

 

笔者所在的公益机构在广州的城中村开展深入的流动人口社区服务,接触到大量的农民工家庭。每年暑假,都有流动儿童跟我们道别,离开她/他们生活已久(甚至出生于此)的城市,回去她/他们并不怎么熟悉的老家,因为专为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而开办的民办学校质量低、费用高、中高考门槛高。这一转折点通常发生在小学高年级,因为再不回去就上不了老家的公办初中了。

 

与主流媒体渲染的图像相悖,很多学龄留守儿童并不是父母狠心才放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不足。这个例子也同时说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身份是互为流转的。

第二座大山是打工家庭在城市的照顾资源非常匮乏。罗斯高的观点聚焦0-3岁的儿童,认为投资0-3岁儿童教育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正收益,而公众、对此关注重点也在教育上 但是笔者认为,对于打工家庭而言,学龄前儿童最棘手、最急迫、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儿童照顾问题:先谈照顾,待有余力才能进一步谈教育。

 

笔者在撰写关于中国的家庭政策的论文时,曾经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数据:2010,全国有2340万留守儿童年龄处于5岁以下,比2005年多了760万(数据来源是全国妇联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也就是说在全国留守儿童总数下降的情况下,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比例大幅上升。5岁还没有到义务教育的年龄,因此义务教育不是主要原因,流动家庭在城市的照顾资源匮乏才是。

 

我国的公共托幼服务在90年代之后就彻底解体了。2000年以后,3-7岁儿童提供教育的私立幼儿园大量兴起。幼儿园主要提供幼儿教育,但是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3岁以上儿童的照顾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打工家庭开始3岁以上的孩子送至幼儿园。

 

但城中村的幼儿园远比农村的要贵,且幼儿园的放学时间比大多数打工者的下班时间要早得多,针对这一情况,城市家庭的解决方案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送孩子上下学,而绝大多数外出打工家庭没有这个选项。除非父母中有一方从事兼职工作(或者相对自由的摆摊等非正规就业),否则打工父母无法兼顾年幼子女放学后的照顾问题。而农村幼儿园的情况就好很多,费用相对便宜、有隔代照顾。

 

我认为这也是处于0-5年龄段留守儿童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父母将3岁以上的)学龄孩子留在农村,反而是她/他们认为能同时兼顾家庭生计、子女照顾与教育的选项。

 

那么,处于0-3年龄段的孩子呢?同样的逻辑,家庭首先面临的是照顾、其次才是教育。而这个阶段缺乏相关的公共服务、乃至市场服务,幼儿照顾基本上是由家庭提供的: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城市家庭也为此疲于应付,但好歹爷爷奶奶能住家帮忙分担、照顾,父母则提供更多教育功能,而打工家庭在这类资源就匮乏得多。

第三座大山:在城市养育子女的成本太高。这一点跟以上两点密切相关,因为在城市就读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都需要自费,打工家庭需要承担高昂学费。曾经有一个家长给我算过一笔账,如果他的孩子能交赞助费(3-5万)上一个普通公办小学他怎么都愿意,因为这笔花费要比民办小学6年的费用要低得多。幼儿园也是自费的,对于打工家庭而言都是沉重负担。在学龄前(0-3)的孩子,可以说完全由家庭照顾,如果妈妈辞职,养孩子的成本则是:孩子的花销+妈妈辞职失去的收入。这些花费哪一个不是不能承受之重

 

这三座大山横在每一个打工家庭面前,时时刻刻影响着打工家庭的选择。在罗斯高提供的数据中,有一点更值得注意:不是只有山区的孩子才智力低下,浦东、北京、郑州、西安的农民工的孩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都是低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的比例高达40%-50%这个数据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并不是农民工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就能把问题自动、全部解决了。

 

流动儿童跟留守儿童一样,输在了起跑线上。流动儿童问题出在哪里? 一是父母忙于生计,工作时间很长,导致能够投放在孩子养育上的时间很有限。二是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限,住在一起不代表能开展有效的教育。在这一点,留守儿童面临着同样问题,因为她/他们的父母是处于相同处境的父母。

 

至此,我抛出两点:第一、将孩子放回老家,是打工父母非常无奈的选择,是其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兼顾照顾和教育的结果;第二、即使流动儿童留在父母身边,问题也不会没有自动解决,因为他们的照顾和教育资源同样匮乏。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讨论公共政策,就不会陷入一些何不食肉糜的争论。

 

解决留守(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首先要正视打工家庭的困境:他们面临是照顾和教育的双重问题,只谈教育而不管照顾是行不通的。只谈责任而不谈资源和能力也是行不通的。另外,把所有责任归咎于本身照顾压力就很大的妈妈身上,是严重不公平的,更加解决不了问题。打工家庭、尤其是打工妈妈和爷爷奶奶辈,几乎承担了儿童所有的照顾与教育责任,但她们的资源和能力非常匮乏。

 

•加大社区照顾与教育,减轻妈妈负担

这里作延伸讨论,笔者认为,在我国现实家庭中,大部分母亲原本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照顾孩子与家人。目前打工家庭所有的照顾资源,就是身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及本已身兼双重责任的母亲。如果公共政策的干预方向是:划去爷爷奶奶这个选项、让妈妈回乡照顾孩子,这对于性别平等、女性劳动参与都是极大的倒退。同时,打工家庭的收入会大幅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笔者认为,更合理有效的政策干预方向是在城中村、农村地区增加社区照顾/社区教育资源(accessible formal childcare)、提供亲子(包括父亲在内的)教育活动课程。

 

笔者参与的机构在广州城中村开展的工作侧面上呼应了这个方案。我们在这一年半开展的流动/留守儿童(暑假留守儿童也会来城市)社区辅助教育及亲子教育工作,比如功课辅导课堂(学校3点半下课,但是家长6点以后才回家),提供课业辅导及小组教育活动;比如周末兴趣课堂(手工、摄影、趣味英语等);比如暑假的蒲公英合唱团、夏令营、及小记者摄影营等活动,都是公益提供;并开设各类亲子活动、父母教育课堂,让父母也有机会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关注彼此的感受等。

 

这些工作归纳起来,实质上发挥了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为流动儿童提供了部分照顾(课后、周末、暑期)服务,这些都是没有照顾资源的家庭刚需,否则很多家庭选择直接把孩子锁在家里(城中村缺乏安全的公共环境、缺乏亲友互助网络)。二是为儿童及其父母提供了具有资源补充性的社区辅助教育。当家庭和学校教育质量不佳时,这些辅助教育就给流动/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使其有机会参与多样性社会活动、享受同辈支持与交往、提升自信心等正面素质、度过一个有愉快回忆童年的可能。

 

孩子的积极变化和家长的良性反馈都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工作策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很遗憾,目前我们0-3岁的孩子照顾和教育层面是乏力的,但同时需要我们更努力去探索回应问题的策略。

 

0-3岁的社区照顾和亲子早教在现实层面所面临的挑战不小:社区照顾需要的资源多,回报率低,风险高,市场不愿意进入。亲子早教的成本高,打工家庭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市场在此也是失灵的。这个空档只有公共政策层面的投入(和公益资源)补足。

 

 

作者简介

王靖

 
 

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政策硕士,广州市天河区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前总干事、理事、联合创始人。

责任编辑:黄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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